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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于2019年9月18日《沈陽日報》
 

我一生都在適應這個名字

 
劉嘉陵
  半個多世紀前,我爸爸在我毫無選擇能力的情況下把“劉嘉陵”給了我當符號,我一生都在適應這個名字。實話說吧,沒有一次我在回答“你叫什么名字”時理直氣壯過。
  人們總十拿九穩地問我,你是四川人吧?我抱歉地搖頭,說自己是土生土長、地地道道的沈陽人。哦,他們勝券在握地接著說,那你是在四川生的!我繼續搖頭,他們便有些不悅。這加劇了我對這個名字的排異反應。在我周圍,叫長江的,叫黃河的,叫泰山的,叫華山的,什么名字都有,可沒人問他們是不是在那邊生的,到我這卻例外了,好像前述名山大川都屬于國家級,而嘉陵江只屬于地方級,不允許跨省用名。我開始為這條江抱不平了,它的名字畢竟也是我的名字,且不提白居易都寫過“嘉陵江近好游春”,元稹也寫過“一夜嘉陵江水聲”,蘇東坡還寫過“似聞嘉陵江,跳波吹錦屏”。
  上小學時,班里男孩笑我取了個女孩名,管我叫“小陵”“陵陵”。多年后我才得知,有些男孩自幼渴望做女孩而不得,后來社會進步了,他們總算通過現代醫學手段如愿以償,成為了“她們”。我不一樣啊,就想踏踏實實好好做男孩。我放學回到家,在飯桌上正式同父母交涉,要求更名。他們一笑了之,沒搭理我這個10歲不到的小屁孩。我該慶幸生在一個現代開明家庭,否則不得去劉氏祠堂當眾扒下褲子挨板子?但我不服,我爸爸自己叫的就不是爺爺一開始給他取的名字,他用過的名字一打兒都不止了,那個時代的文人沒有十個八個筆名怎么在文壇混啊?再說他還干過地下黨。幾天后我又提出更名請求,我的做新聞工作的爸爸沒顯得不快,當然也沒喜氣洋洋。他聽我陳述完一條條理由,沉默一會兒,問我,那你想改個什么名字呢?這個我還真沒想好,我以為他會脫口而出一個他也滿意我也滿意全家人齊聲叫好的新名字,但是沒有。他說,你先自個兒想一想,把你喜歡的名字都寫上,我看看再說。
  第二天課上課下我幾乎都在想,興奮得心怦怦亂跳。晚上我交給爸爸一份謄了幾遍的備選名單,上有五個新名字,都寫得工整而難看,排在首位的是“振江”,第二個是“振海”,以下還有“向陽”“志剛”“志強”,都是當年最流行的紅色小說、紅色電影里戰斗英雄的名字。先說說“振江”,它來自紅遍大江南北的長篇小說《平原槍聲》,里面有位神槍手叫趙振江,評書演員李鑫泉正在收音機里夜夜播講。那位抗日英雄眉清目秀,一身好武藝,人稱“賽趙云”,還有一手好槍法,能飛快地把墻上一排香火頭逐一打滅。我們愛不釋手的《平原槍聲》系列小人書里,有一本就叫“趙振江神槍退敵”。另一個我心儀已久的名字是“向陽”,來自黑白故事片《平原游擊隊》,主人公李向陽手使雙匣子,濃眉大眼,英勇善戰,人也詼諧好玩,一點不裝。我們當年沒一個不是他們的超級粉絲。
  我爸爸看著我那張巴掌大的小紙片,好像笑了下,也好像沒笑,一句話都沒說,這件事就此不了了之。奇怪的是,我也沒再堅持。看來我得感謝我爸爸,多年后我長大成人,最初效力的單位還真有個同姓老同志叫“振江”,唐山口音,對我很好,現在在公園散步還常能遇見。我要是跟這位前輩叫了同一個名字,即使不論商標事務的“注冊在先”原則,仍然是失禮的。我也多虧沒改成“向陽”,后來我效力的另一個單位有位同姓領導就叫這個名字。你不能蹭領導的熱度。
  香港影星劉嘉玲大火以后,我的麻煩更多了,時常被人自作主張地寫成她的名字。我身高一米八六,肩寬膀闊,鼾聲如雷,生著絡腮胡須,列位卻把我往小巧“玲”瓏上弄。再有什么活動人家介紹我后,我都要歉意地加上一句:“也許我更應該叫劉德華。”每次去銀行我都心神不寧,我從窗口曲身把稿酬單遞給一位黑衣美少女,她先低頭看了下,再抬頭瞥我一眼,把單子丟給對面另一位黑衣美少女。另一位也瞥了我一眼后,金融雙姝相視一笑。我試著猜她們心里在說啥,很可能是:“你也配?”要不就是:“我的天!”
  曾經有一次,一伙報刊精英聚會,座中有位航空報主編和我一樣人高馬大,豪壯善飲,名叫馬曉晴。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內地有位女影星就叫這個名字,她演過電影《啊!搖籃》《頑主》,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等等等等,勢頭不輸劉嘉玲。《頑主》里,她手托雙腮,向即將火起來的葛優(扮演楊重)說:“我發現你特深沉,特愛思考。”我舉杯向那位男馬曉晴提議:“來吧,咱們兩位女影星喝一個。”
  若干年前,法國薩特的“存在主義”風靡我邦良久,一對青年男女相親,小伙子和姑娘聊著聊著若來句“存在先于本質”,那姑娘嫁給他的機率就會大好多。但我一直苦于薩大爺只說了“本質”前面有一個“存在”,卻沒說“存在”前面還有一個什么。我的“存在”前面就還有個我一直在適應的名字,“名字先于存在”。我爸爸為我們取名很隨意,他才不管我們應該“犯”什么、叫一個字還是兩個字呢,我大姐叫劉寧,大哥就叫劉阿音,二哥叫劉齊,二姐就叫劉維莎。按說到我這兒又該一個字了,但我下生后,他懷念起在四川讀流亡東北大學那段生活,便把那條江用作了我的名字。1941年秋,他曾在嘉陵江上坐著木船,聽著豁亮悠長、山谷回響的川江號子,輾轉去四川三臺的東北大學就讀。就在那里,他帶著對國破家亡的怒火,成為中共領導下的“危險分子”, 出“危險”壁報,演“危險”話劇,參加“危險”社團活動,后來還被用大洋支付月薪的特務學生密報:“斯數人者,行蹤鬼密,暗中時有活動,思想甚為左傾……”提到我爸爸時評價還挺高,說他“善于演劇”。
  我直到37歲才真正見到嘉陵江,在重慶朝天門碼頭。我是從陜西乘火車過來的,一路為《鴨綠江》雜志組稿,準備再搭輪船去武漢。印象中,一磴磴長長的石階從江邊順山勢陡峭而上,仿佛一直能攀到天際,江輪汽笛不時吼一聲,憨重如巨牛。所有南腔北調的外地人都在驚呼,為又一個涇渭分明的水文奇觀——嘉陵江與長江交匯。
  又過了二十七年,初夏時節,一位女小說家忽然在微信里發給我一張手機照片,先什么都不說,我一看就明白了:是今天的嘉陵江與長江在今天的朝天門碼頭交匯。多年的工業化后,一切都在變,但我那條江仍執拗地拒絕同黃湯子長江合流,界限分明,碧綠清朗依舊。
  我想我該接受這個名字了,可惜父親已經不在,沒辦法跟他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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