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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鴻鷹:我心目中的新中國文學70年

時間:2019-09-18 08:45      來源:光明日報

我們這一代人晚于新中國成立十幾年出生,在人生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的今天,我們固然沒有資格說自己見證了新中國70年以來的文學發展,卻可以自豪地宣稱,我們這一代人的精神生活得到了新中國文學的充分滋養。比如說對革命歷史和新中國來歷的認知,對中華民族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歷史的認知,對國家的感情,對飛速進步的時代的感受,對世道人心的領悟,大多來自新中國優秀文學作品的熏陶。由于對文學的熱愛和曾經對當代文學如饑似渴的閱讀,新中國70年以來的文學之于我,從來就不是抽象的,不單是一部部過目難忘的小說,一首首可以反復吟誦的詩歌,一場場百看不厭的話劇,不單是一個個燦爛奪目的作家、詩人和劇作家,而是頗為宏大而具體、厚重而鮮活的精神性存在,是一座關涉整個民族文化積累、心靈生活的精神寶庫。文學,特別是70年以來的新中國文學,將每個中國人與國家、民族、人民、時代和中華文化聯系得更加緊密,因為其中蘊藏著奮力前行的精神力量、蘊藏著啟示未來的人生哲理,更有一個民族的共同愿景。

在時代進步中進行文學創造

一個國家不能沒有精神,一個民族不能不清楚自己的來路。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忘記了自己的過去,就不可能很好地面向未來,如果一個民族沒有彪炳千秋精神力量的鼓舞,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新中國文學所創造的第一次高峰式體驗階段,不少作家以充沛的激情,謳歌了在爭取國家獨立、民族解放過程中所凝聚的磅礴力量,激揚起偉大而不朽的精神,無論是《紅日》《紅巖》《紅旗譜》《保衛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三家巷》,還是《鐵道游擊隊》《敵后武工隊》《野火春風斗古城》《苦菜花》《烈火金剛》《苦斗》《漳河水》《戰斗里成長》,一部部閃耀于新中國當代文學史冊的文學名著,一篇篇深情講述中華民族斗爭史、革命史的傳世經典,使人們清晰地看到在過去隨時可能獻出生命的烽火歲月里,先烈在戰火中所付出的偉大犧牲。吸引和感染每個人的,不僅有犧牲和苦難,同樣有精神和品格。即使像《小兵張嘎》《小英雄雨來》《閃閃的紅星》等描寫戰火中少年兒童成長的作品,同樣洋溢著充沛的理想主義和革命樂觀主義熱情,在對全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同仇敵愾的書寫中,在對國民黨的白色恐怖與殘暴統治不懈抗爭的反映中,謳歌了中國人百折不回的民族氣節,弘揚了共產黨帶領人民爭取解放的大智大勇,藝術地宣示了新中國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路徑,激勵著億萬民眾更加意氣風發投身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

與時代的關系,可能是一個作家寫作時帶有根本性、原點性的問題。文學不與時代發生緊密的關聯,就不可能寫出傳世之作。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人民迎來了自己的國家由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時代。70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和追尋中國夢的實踐,鼓舞著一代代中國作家投身時代洪流,在時代進步中進行文學創造的熱情。

廣袤的田野、沸騰的廠礦、草原大漠、邊防哨所,作家都曾傾情描寫。新中國成立之初柳青扎根陜西農村創作《創業史》,周立波回到家鄉記錄《山鄉巨變》,艾蕪深入大企業書寫《百煉成鋼》,無不凝聚著作家對時代生活的滿腔熱情。這些作家以自己的實際行動體現創作的實踐性、時代性,他們在創作中將時代的要求、時代發展的主流融入其中,發揮了引領時代的作用。

《傷痕》《班主任》《天云山傳奇》《蹉跎歲月》《今夜有暴風雪》《人生》《沉重的翅膀》《喬廠長上任記》《抉擇》《英雄時代》《大雪無痕》……一部部作品深刻介入時代社會和現實人生:或描繪社會發展、改革建設的圖景;或呈現時代發展劇烈變化,反映時代聲息與律動,捕捉時代精神變遷;或圍繞個體與時代、個體與集體、光明與黑暗展開的較量;或揭示時代社會生活沖突及其背后成因,反映各種錯綜紛繁的社會矛盾;或解剖復雜人性的同時,有意識地表達民眾愿望,傳達時代心聲,彰顯正義和道德的力量,對社會現實作反思性省察和理想化觀照,增進人們思考,有助于人們深度體驗現實生活甘苦,提升個體命運抉擇的智慧、審視自我靈魂的高度,有助于引領時代風氣,增強人民與時代同心,爭取美好未來的勇氣與信心。

擁有更強烈、更鮮明的人民性

70年來,當代文學真正實現了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而在此前的時代,文學曾經是有錢人、有閑人的事情,只有進步作家才能突破時代局限,體現出一定的人民性。新中國的成立,使得昔日受壓迫者揚眉吐氣,共產黨人以強大的文化自覺,建立起文學和大眾之間全新的文化關系,讓人民大眾在文化上當家作主,這是社會主義先進性的又一生動體現。全體人民得到了屬于自己的文化權利,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主動性、積極性和人民的主體精神得到前所未有的張揚。

文學更強烈、更鮮明的人民性,在于把人民群眾作為文學表現的主體,普通勞動者的喜怒哀樂、人民群眾爭取美好生活的精神風貌得到展現,當代英雄和社會主義新人得以塑造,人民群眾作為文學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的角色得以確立,文學的時代性、人民性與文學大眾化、人民群眾的喜聞樂見得以緊密結合。比如趙樹理的那些來自農村生活的小說,寫的是鄉村普通的農民群眾,內容上反對封建愚昧、宣揚民主科學進步思想,藝術追求上則積極吸收和借鑒傳統民間文學形式,致力于創造新的、面向不識字群眾的通俗文體,取得了不少寶貴經驗。《人生》《平凡的世界》等描寫普通勞動者嶄新生活和時代巨變中的進取精神,在精神氣質和藝術風格上與人民群眾的欣賞習慣完全契合。

在70年文學發展過程中,作家自覺從人民的真實感受中確立主題內容,尋找典型性素材,使文學獲得了更為高遠的目標和更為廣闊的源泉。而隨著網絡和多媒體的崛起,網上寫作迅速成為風潮。二十多年來,從《明朝那些事兒》《藏地密碼》到《大江東去》,民間敘事旺盛,網絡文學異軍突起,網絡寫作中的現實題材創作成果豐碩,改革開放條件下的文學創作空間進一步顯現。

不斷尋找審美創造的可能性

文學的生命在創造,在于對人的命運、情感的特異性表達的執著尋找,在于各種不同風格的確立與探求。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中國作家在藝術探索的征途上,一直沒有停止自己的步伐。

不少作家深深扎根中國大地、現實生活,發揚中華美學精神,沿著古典現實主義和“五四”新文學傳統為代表的中國文學傳統開拓前行,表現出鮮明的現實主義追求。而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中國作家充分汲取世界文學與國際文化的思想藝術資源,不斷在吐故納新中獲得創新的力量,在人與歷史、社會、現實、文化的復雜關系中不斷尋找審美創造的可能性。

回想新中國成立以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不少作家以人民性審美形式作為共同追求,力圖在濃郁的鄉土氣息中凸顯社會化的沖突,以塑造新社會新潮流中的新人形象,描繪出20世紀民族命運與革命運動的精神圖譜,具有極強的認識價值與思想文化價值。從這些作品中,我們能隱約窺見一些在當時歷史環境下潛在的對人的價值和尊嚴的關懷、對愛情價值的肯定,以及對現代主義的借鑒。

改革開放以來,《傷痕》《班主任》《喬廠長上任記》《靈與肉》《北方的河》等作品,以及舒婷、楊煉的詩歌,徐遲、理由、黃宗英的報告文學,20世紀90年代《白鹿原》《廢都》《最后一個匈奴人》所代表的陜軍東征……每一次文學風潮,每一部作品,似乎都形象詮釋著文學重新回到自己位置上爆發出的力量,宣示著擺脫了瞞與騙、摒棄了“假大空”之后,文學回到與時代、生活真正密切聯系之中的力量。文學講真話,為時代代言,深深植根于共和國文學的現實土壤,與千百萬人的理想、事業、生活和愛情息息相關。文學猛烈控訴專制蒙昧主義對人性造成的戕害,對國家民族造成的傷害,呼應著人們內心的質疑、反省和思考,文學著力開掘民族精神,在對改革開放、民族歷史文化傳統和人性問題進行一次次熱情的探究中,實現著文學自身的價值。“反思小說”“改革小說”“尋根小說”“新寫實小說”等輪番上陣,中國當代文學似乎再度與世界文學建立起一種普遍而深層的聯系,很短的時間內對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等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實驗。多種文學思潮、多種創作風格同臺競技與百花爭艷的同時,文學在尋找民族文化的根脈,挖掘傳統資源。莫言、格非、余華、孫甘露、馬原等作家,以先鋒文學作品綻放出新的姿態,在創作風格上呈現出完全新異的面貌,當代文學更加多樣化和獨特化。

隨著文學的雅俗分化加劇,市場和文學共謀更加緊密,出版方、書商、媒體對純文學造成沖擊。但是這不僅沒有泯滅部分作家的藝術探索,反而激起他們對創作的倍加珍惜。作家對讀者趣味的深刻把握、對時代審美特點的認識,共同造就著優秀之作的別樣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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