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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于2019年4期《當代作家評論》
 

敏于藝術營構的地方性紀實——讀劉國強的報告文學

 
王 暉
  在文學創作上,遼寧作家劉國強無疑是一個多面手。迄今為止,他已經發表或出版了《日本八路》《黑槍》等數十部中長篇小說,《我的傳奇至親》《尋找感動》等散文,《世紀丹青》等傳記作品,但留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他的報告文學。在當下的遼寧文壇,劉國強的報告文學應該是一個鮮明的存在。  
  作為一種以現實性表達為主要取向的非虛構文體,題材選擇之于報告文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此點觀之,劉國強報告文學題材選擇的地方性十分凸顯,這主要是指其作品對于以遼寧為中心的東北地區重要事件或人物的再現。譬如敘述黑龍江民眾救助收養日本孤兒的長篇報告文學《日本遺孤》,再現沈陽人張立祥辦車行收容“刑釋解教者”的長篇報告文學《浪子的春天》,全景勾勒遼寧西豐縣“鹿產業”和“鹿文化”發展歷程的長篇報告文學《鹿王朝》,描述遼寧沈陽市“藝術惠民”活動的短篇報告文學集《城韻》,再現吉林大學黃大年教授的中篇報告文學《祖國至上》,直擊遼寧丹東中朝友誼大橋今昔的短篇報告文學《彈孔里的和平》,聚焦“深愛能興業”的遼寧邊防總隊大連邊檢站代理排長姚林的短篇報告文學《生當做兵王》等。這種地方性題材的選擇,主要源于作者本人生于斯長于斯的“地利”,從國內報告文學創作的歷史和現狀來看,這種寫作當然有其獨特性。除此之外,劉國強也寫有一些并不局限于“遼寧”或“東北”地域的報告文學,譬如其新近發表的再現新疆“羅布泊鉀肥”創造奇跡的長篇報告文學《羅布泊新歌》。如果從寫作視域的擴展和作家影響力擴大的角度言之,作者的這個立足于本土而不限于本土的努力方向是值得肯定的。  
  進一步說,與當下一些報告文學作家關注并致力于某一行業或某一領域寫作有所不同的是,劉國強報告文學雖多為地方性寫作,但其再現的領域卻是比較寬廣而多元的。《日本遺孤》描述的是日本侵華戰爭期間遺留在中國、并被中國人收養的日本開拓團團民孤兒。這是一個有別于傳統抗日戰爭敘述的立意新穎的表現視角。作者從人性與人道、民族國家正義的立場出發,審視“日本遺孤”這一在侵略與被侵略戰爭中所具有的特殊現象。反對一切反人性和反人道的侵略戰爭,指斥一切造成戰爭遺孤問題的統治者,維護民族國家的尊嚴和正義,是作品傳遞給我們的基本價值立場。作品通過講述以黑龍江方正縣為主體的中國平民百姓收養日本無辜遺孤的義舉,贊頌中華民族愛憎分明、嫉惡如仇的傳統倫理美德,以及被收養的日本遺孤對中國養父母和“第二祖國”的報恩之情。作者也通過“狀告中國媽媽”“日本養子把她推向絕境”和“假孤兒”等事例,客觀再現了少數日本遺孤中那些“以怨報德”的個案,以此表明報告文學不虛美、不隱惡的文體本質。長篇報告文學《羅布泊新歌》全景描繪的是國投新疆羅布泊鉀鹽有限責任公司負責人李守江及其團隊艱苦創業在“千里無人區”的羅布泊,創造中國鉀肥產業領軍世界市場的傳奇故事。作品詳盡再現了李守江及其團隊歷盡艱辛的鉀鹽開路、實驗、融資、生產和銷售過程,著力表現其為國爭光、為國分憂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吃苦耐勞、特別能戰斗的“一根筋”精神,以及用現代科技武裝自己,以科技創新為理念搶占行業制高點的大智大勇。可以說,在應對人類生存極限的挑戰面前,李守江們譜寫了一曲雄渾的信念“新歌”和科技“新歌”。  
  中篇報告文學《祖國至上——戰略科學家黃大年“飛行記錄”》講述的是黃大年的先進事跡。作為國家深探專項裝備研發和國家863航空探測裝備主題項目首席科學家、吉林大學國家“千人計劃”特聘教授,黃大年放棄國外優越條件回到祖國,在夜以繼日的工作中積勞成疾,因病去世。作品勾勒出黃大年50余年生命的重要軌跡,并重點再現其到吉林大學任教后的教學與科研工作情況。在作者筆下,黃大年認真坦誠的性格、愛國報國的情懷、科學家的才華和智慧、嚴謹求實的工作態度等盡顯無遺。這是一位深受親人、學生、同事和團隊成員愛戴的新時代科技報國之典范。長篇報告文學《浪子的春天》再現的對象是沈陽市一位名叫張立祥的刑釋解教者。他于20世紀90年代初與人合辦了一個“舊機動車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張立祥先后接收300多名就業困難的刑釋解教人員到公司工作。作品詳盡描述張立祥通過墊錢救人、買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借錢、張羅婚喪嫁娶、去監獄幫教等多種方式,幫助刑釋解教人員洗心革面、改惡從善,回歸正常社會,重啟“零犯罪”人生。作品通過個案的再現,對這些人員犯罪的心理緣由及其家庭社會因素,譬如貧窮、孤獨、家庭失和、失業、社會歧視、霸凌、公平公正的缺失等做出深入探析,力求把握刑釋解教人員棄舊圖新的內在心志與外在推力,以此呈現在懲治、規訓、教育、感召和關愛綜合作用下的犯罪救治機制,以及家庭與社會健康運行機制。曾經的刑釋解教人員張立祥,以人道、善意、關愛、信任之心救助他人,這樣的視角選擇具有某種現身說法的意味,亦是頗具新意的。與“浪子”們不堪的過去相比,“春天”在此意味著其今天的希望、活力與美好,這正如那首《愛的奉獻》歌里所唱到的:“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愛,世界將會變成美好的人間”。  
  長篇報告文學《鹿王朝》以“中國鹿鄉”遼寧西豐縣養鹿產業為描述對象,再現了西豐養鹿人及其相關產業人士的逐鹿人生、人文歷史和傳奇故事。這部作品所涉領域具有顯明的地域產業和文化特色。報告文學集《城韻》表現的是沈陽市自2010年開始的藝術惠民“雙百萬”工程活動——即“百萬市民藝術培訓工程”和“百萬市民藝術共享工程”。作者通過17個短篇,再現了一批熱心開展免費藝術培訓、惠民演出、公益電影放映和藝術作品展覽等公益藝術活動的專業藝術家和業余愛好者。作品寫出了這些致力于服務廣大市民群眾的人士吃苦耐勞、樂于奉獻的優良品質,也塑造出沈陽作為東北地區中心城市的文化底蘊和時代氣息。  
  由以上可以看到,日本遺孤、西部企業、大學教授、刑釋解教者、縣域特色產業、城市惠民文化工程、邊檢戰士、中朝邊境大橋等彼此看似關聯性并不那么強的描述對象,其實構成了劉國強報告文學題材領域的多向度,這使得其作品在凸顯地方性的同時,亦獲得了再現的多樣而非同質的藝術效果。  
  與普通紀實性文字相比,報告文學更為強調其再現對象的新聞性特質,即作家所寫應是當下或近年來引起社會關注的重要事件或人物。從這一點來看,劉國強作品所再現的日本遺孤、黃大年事跡、羅布泊鉀肥、沈陽“藝術惠民”活動等,其新聞性是比較突出的。這些立足于當下、影響至未來的事件和人物,不僅回應著中日兩國關系、中國核心技術與競爭力、城市市民生活品位提升等事關國計民生的重要問題,其強烈的現實關懷亦令人印象深刻。譬如作品描寫的國投新疆羅布泊鉀鹽有限責任公司李守江及其團隊不畏艱難,創造中國鉀肥生產的若干奇跡,在解決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糧食生產安全等關鍵問題上,實現對發達國家跨越式追趕的彎道超車,“從鉀鹽鹵水令人震驚的發現,到一個開發鉀鹽、極大填補我國鉀肥產量奇缺空白進而成為世界頂級的企業的成長,構成了一種當代傳奇——對我國糧食安全甚至人類溫飽的意義就延伸在曾經拒絕生命跡象的羅布泊。”(1)可以說,作品對這種“傳奇”的現實意義和未來影響的描述是頗具眼光的。而黃大年及其團隊對于超高精密機械和電子技術、納米和微電機技術,以及快速移動平臺探測技術裝備的研發,對于當下打破西方技術封鎖、構筑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核心技術的中國科技發展至關重要,其現實針對性亦是不言而喻。對于報告文學新聞性及其現實性的堅守,使劉國強作品平添了銳氣、地氣與厚度。這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劉國強的報告文學創作帶給我們很多啟示,我以為最重要的是:一個作家創作主體中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憂患意識”。(2)在我看來,作為“時代文體”的報告文學不僅需要迅疾再現時代的風云變幻,更需要積極回應時代的潮流與發展,要“及物”地書寫現實訴求,承擔社會責任,而不是一味在“鉆故紙堆”當中迷失作家的責任和文體的個性。  
  對于新聞性的堅持,是堅守報告文學非虛構性的其中一個要義。報告文學非虛構性的另一元素是其田野調查性。也就是說,這一文體不僅需要“手寫”,更需要“行走”,即以類似于人類學或考古學當中的“田野調查”方法,以親歷擬再現對象的現場采訪式非書齋寫作獲得第一手活的資訊。這當然是真實傳達現實世界的“非虛構”文體的要求,它使得報告文學在信息獲得和文本構造上擁有有別于虛構文體的獨特氣質和優勢。從這個角度看,劉國強報告文學對于田野調查性的踐行是比較到位的。在《日本遺孤》中,作者并沒有過多地講述自己的田野調查經歷,但從數十上百個事件或人物個案的描述當中,完全可以感受到作者為此付出的田野調查體力和腦力的艱辛。因此,作品的親歷性和現場感十分突出。這種親歷性和現場感不僅表現在作品中大量引述的當事人或被采訪人的講述及“證言”,以多數為原生態語言的口述實錄,將60余年間的歷史以“情景再現”的形式表現出來,也表現在作者作為本土作家和采訪人的雙重身份在作品中以敘述者“我”的出現。文中的“采訪手記”“場景”等單元都在標示敘述者(作者)的在場。作者的出現,既強化了現場感,又在表明其對于敘述的引領和掌控。《羅布泊新歌》是作者多次親赴羅布泊采訪所得,除了查閱圖書館的文字資料之外,“我三次穿越羅布泊腹地,在越野車、火車里詳細觀察茫茫戈壁荒原”,采訪上至李守江下至普通員工的各色公司人等,其中還特別詳細地寫道自己在羅布泊多次乘車的驚險經歷。以此形成對于由環境、氣候和人構成的再現對象的全方位表達。如果沒有這樣深入細致的“田野調查”,就不可能呈現文本中那些飽含生活質感的豐富的人物、細節和場面,“新歌”自然也就無從唱起。《鹿王朝》《浪子的春天》等亦為劉國強經過長期田野調查和密集深入的采訪寫作而成,文中陳述的大量真實人物和事件個案即可說明這一問題。某種意義上講,“田野調查”是報告文學文體形成的前提條件,如果沒有這個“程序”,報告文學所寫的內容都是可以存疑的。因此,“田野調查”在報告文學創作當中的作用是怎么強調都不過分的。而正是因為立足于比較嚴格細致的“田野調查”,譬如《日本遺孤》對于有關“日本遺孤”史料的發掘和整理、《羅布泊新歌》對中國鉀肥創造歷程的梳理、《鹿王朝》對于“中國鹿鄉”遼寧西豐鹿產業和鹿文化的歷史敘述等,劉國強報告文學也凸顯出一定的文獻價值。當然,報告文學文獻價值的實現需要建立在事件和人物的真實性確定無疑的基礎上,建立在依據科學方法對原始材料進行認真甄別、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基礎上。就這一點而言,劉國強報告文學還有進一步完善的空間。  
  我們在強調報告文學基于真實和現實的非虛構性的同時,也不能忽略創作者的主體性。也就是說,在報告文學寫作中,作家一方面需要呈現事實或人物,另一方面還要表達對于這些事實或人物基于情理的態度,我將此稱之為“文化反思性”。《日本遺孤》作者由戰爭遺孤問題擴展至對一切反人類戰爭及其戰爭狂人的批評和反思——“統治者、政治狂人對利益的貪婪和強權,一刻也沒有停止過,類似造成日本遺孤那樣的戰爭威脅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令人恐怖——據我10年前所知道的消息,世界上所擁有的核彈頭,足以毀滅地球3000次!”《羅布泊新歌》在寫到李守江和他的團隊面對人才和技術困難時,也有類似這樣的反思:“在科技爆炸的地球村,在以秒計數的網絡時代,在大數據高調粉墨登場的時代,僅憑決心和吃苦遠遠不夠,還要組織起高智能團隊,以科為先領先,在沒有參照和借鑒的前提下,實現科技探索和科技創新,搶占行業制高點。”實際上,這些非敘事性話語在表明作者立場和態度的同時,也是對讀者閱讀的一種主體性導引。當然,劉國強作品對于再現對象的反思,亦有更為深入和全面的必要。  
  與一般新聞不同的是,報告文學對真實事件和人物的再現,需要通過藝術的方式表達。劉國強報告文學在多個方面呈現出其藝術傳達的特質,其中,給予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其文本結構、人物再現、語言表達和跨文體藝術借鑒等方面。  
  在閱讀中,我們不難發現劉國強比較注重其報告文學的結構方式。《日本遺孤》以全景式結構為主,通過“大尋親”“大移民”“大收養”和“大報恩”等四個部分,詳盡敘述日本遺孤現象的來龍去脈,對上至國家領導人有關遺孤問題的政策和策略,下至各階層普通老百姓關注遺孤生存與成長的各個層面予以全方位的表現。在每一部之中又分出若干章節,以集合式方式描述豐富的個案,給人以清晰、具體和感性的認知。作品宏微相間、時空縱橫交錯。《羅布泊新歌》將交響樂的樂章與文章寫作的“起承轉合”結合起來,構筑一個基本按照羅布泊鉀肥基地初創、開發、發展和壯大路徑敘述的宏大框架。“起”主要寫李守江及其團隊草創時期的基礎設施建設;“承”主要寫將鹵水變成優質鉀肥的實驗階段和投產融資階段;“轉”主要寫為可持續發展,李守江等廣納各路賢才,以及“羅鉀人”溫馨和諧的愛情、親情和家庭;“合”寫高舉理想、低身勞作的“羅鉀人”萬眾一心、精氣神合一,勠力構建人類最高貴的精神高地。《祖國至上》以飛機飛行過程的“飛行記錄”作為結構方式,形象概括黃大年的人生歷程。“導航:朝向是‘大戰略’”寫的是黃大年從少年到大學的學生生涯;“返航:為了你,我的祖國”寫其放棄英國的優越生活,毅然回國;“云朵之上:地質宮不滅的燈光”寫黃大年的刻苦攻關;“氣流顛簸:‘他不食人間煙火’”寫其堅守純正為人做事及科研的態度和品格;“提速:實現‘彎道超車’”寫黃大年及其團隊科研成果頻出,獲得多項榮譽;“經停:為了祖國的未來”寫其精心培養學生;“強氣流顛簸:國殤”寫黃大年操勞過度患病去世;“續航:再出發”寫其學生和團隊成員繼承遺志再創輝煌。《浪子的春天》則是以一個主要講述對象張立祥作為線索,串聯起其他“刑釋解教”人物的故事,是一種“人像集合式”結構方式。《鹿王朝》的結構也與此類似,是各種與西豐“鹿產業”和“鹿文化”相關聯的人物個案集合,但并沒有一個作為線索的被講述的主要人物。作者“我”作為敘述者出現在文本里并貫穿始終,起到聯結全文的作用。根據文本內容組織結構,使之呈現多樣化色彩,可謂劉國強報告文學經營結構的良苦用心。  
  除《祖國至上》等少數作品外,劉國強的大多數報告文學都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對于大量現實人物個案的再現。《日本遺孤》圍繞遺留在中國的日本戰爭孤兒,描述了諸多人物——慈父般細心照料從炮火中救出的日本遺孤美惠子姐妹的“元帥爸爸”聶榮臻;創辦“快樂家”孤兒院、收養42名不同國籍戰爭孤兒的3位“姑娘媽媽”;為養育3個日本孤兒,不惜離婚并終身不娶的內蒙古漢子吳鳳奇;帶上日本遺孤小弟出嫁的“小叫花子”劉桂芝;慷慨捐建“中國養父母公墓”的遠騰勇;被養父母精心培養成長為人民教師或大學領導的立花珠美、福地正博和曲寶全;因病遭母棄、被中國養父母收養,又收養5個中國孤兒以作回報的殷桂蘭等。《羅布泊新歌》里再現的上至院士、指揮長和總經理,下至普通員工的許多人物令人記憶深刻。領軍人物李守江帶領團隊艱苦創業,變不可能為可能,在羅布泊建立起中國鉀肥基地,成為全球硫酸鉀化肥產業的“首席引擎”;總指揮長“鐵人”劉傳福眼里到處都是活、身體比“游沙”走得快;工廠司機張勇克服重重行車困難,在“死亡之海”羅布泊大戈壁的運行里程,相當于繞地球68圈。還有大學講師出身的推銷員張麟,靠哲學引領工作的副總姚莫白,領銜“大師工作室”以解決生產的“疑難雜癥”的孫斌,“土專家”吳前鋒,工人組成的原創音樂“紅柳葉樂隊”,與龍卷風搏斗的“山東壯漢”魏磊,解決水采機難題的“小個子”譚昌晶,紅柳井的“守井人”劉進海等。《浪子的春天》除了重點再現的“浪子回頭”與“浪子施愛”的典型張立祥之外,還描述了一批重獲新生的刑釋解教人員群像,諸如“八進宮”華麗轉身的李文杰、“酒蒙子”從良的蘇傳舉、“換個活法”的王世忠、13歲的“小逃荒”劉衢、拾金不昧的“搶劫犯”張洪偉、組建“二手車軍團”的王軍等。《鹿王朝》里個性鮮明的人物有:西豐創鹿茸生意外匯最多的張春吉,建造“世界鹿角博物館”的于振清,“鹿王國”里的巾幗女杰王淑華、薛繼榮和朱艷華,成為新疆鹿產品經營市場行業老大的張洪斌,“切片王”富連生,木匠轉行制作鹿標本的劉國利,擅長鹿皮或鹿副產品加工的于長海和陳寶海,鹿業局長艾永利,以及馮國軍、張春和、王家八兄妹、陳繼東、陳氏兄弟、王德軍和高利豐等鹿茸生意人。  
  這些人物雖然身處不同時代、來自不同階層、從事不同職業,但他們都在努力呈現人性的真善美、人生的正能量、人間的愛與溫暖,共同構筑劉國強報告文學氣勢恢宏和多姿多彩的人物畫廊,也為當代中國報告文學的“人物形象”系列增添了新的內涵。當然,如何平衡再現人物的數量與質量,如何精選人物素材以突顯作品主旨,亦是劉國強報告文學創作需要認真面對的一個問題。  
  詩意與質樸結合,是劉國強報告文學語言表達上的一個亮點。其敘事性話語追求詩意語言的表達,文學性意味濃郁。《日本遺孤》《浪子的春天》《鹿王朝》和《祖國至上》等無一不是如此。在《羅布泊新歌》里,作者通過比喻、擬人等修辭手法的鋪陳性運用,促使其敘述的形象性大大增強,盡顯語言的詩意氣質和華麗感。作品多處以形象化的語言描繪“絕望之美”的羅布泊,譬如寫其奇特的地貌——“塔克拉瑪干高高挺起遼闊的胸膛,擰勁兒秀著成排成排的大肌肉塊。這個號稱世界第二、中國第一的大沙漠,每個大肌肉塊兒都是烈烈燃燒的大火把,仿佛要烤干整個世界”;寫其瞬息萬變的天氣——“無精打采的太陽漸漸模糊、黯淡,天空像肝病患者那樣‘印堂發黑’,靈幡似的黑絲帶迅速在天地間飄蕩,迫不及待地捂滅最后的光明。搶班篡位的晚風充當‘督戰隊’,組織起一輪又一輪‘敢死隊’瘋狂進攻,寒冷急劇升級”;寫沙塵暴襲擊——“晴朗的天突然變臉,黑云漫卷,烈風怒吼,遠處上接天下接地的一條大黑被,迎頭蓋了過來,仿佛要捂死全世界!鋪天蓋地的千軍萬馬軍奔騰而來,摧枯拉朽,雷霆萬鈞,氣勢驚天動地。忽爾,它們又‘變陣’一群奔突的雄獅如人而立,尖嘯呼吼著壓將過來”;寫糟糕的路況——“卡車開進大戈壁,每道坎、每個凹坑、每個斜坡,起伏的鹽殼子,密集的石塊,都是對魏磊的摧殘和謀殺。每一次顛簸,脫肛處破裂的血管都要集體失控,撕大裂口,血液噴涌,痛如刀割。遙遙400公里戈壁灘喲,顛簸密若暴風驟雨……”作品還將人物意志和行動的堅韌頑強,放置于羅布泊惡劣自然的環境里加以對比和映襯,以此來凸顯人物的“精氣神”,甚至用詩意語言描述細節和場面,例如滅鼠蠅大戰、鹽田保衛戰、多次的乘車經歷等。“在這部報告文學里,‘我想到的’這個部分特別充分、特別飽滿,作家激情四溢,全方位而從容地調動自己的感官、知識和才情,語言鏗鏘,詩意充沛,詩性富足,撲面而來,給羅布泊這個地方,給國投新疆羅布泊鉀鹽有限責任公司這群員工的身上,投射了一道道詩意的光芒。”(3)  
  在談到劉國強報告文學詩意語言表達時,有學者指出:“‘優美地抒情’是《羅布泊新歌》的一個顯著特色,但有些段落的抒情鋪排得有點過度,有些用力過猛,要是能冷卻、克制一下就好了。就紀實作品而言,抒情、詩意可以讓題材飛起來,但有些地方飛得太高了。”(4)此語十分中肯地道出了劉國強報告文學敘事性話語的特點和局限。克制而留有想象空間的敘述,也許要比鋪張性敘述更具文學蘊藉之美。“寄意在有無之間,慷慨之中自多蘊藉”,王夫之所說此言主要是針對詩這樣偏于抒情的文體,但我以為,對報告文學這樣偏重于寫實的文體,同樣也是具有啟發意義的。  
  質樸的語言表達主要體現在劉國強報告文學的非敘事性話語上。《日本遺孤》中的非敘事性話語運用比較普遍,但它們主要不是一種偏于理論色彩的文字,而是側重于情感性的激情評說。譬如在第12章“報恩”里,當敘述到日本遺孤與中國養父母有著四五十年朝夕相伴的經歷時,作者便發出了這樣的感慨:“就按40年算,40年休戚相關、相濡以沫、生死與共,豈止是‘血濃于水’啊!”在作品中,類似這樣的非敘事性話語還有很多,它們在呼應敘事性話語的同時,更多地是在表達作者對于日本遺孤現象的基本價值立場和情感態度。《羅布泊新歌》里的非敘事性話語則更為質樸——“李守江團隊豪邁地創造了‘羅鉀質量’,時刻牢記擔當和責任,把‘家國情懷’和‘國家利益’放在首位。全力打造‘良心鉀’和‘放心鉀’,讓優質鉀肥為中國糧食安全保駕護航,讓中國聲音和中國品牌導引世界鉀肥市場,成為全球的風向標。”相比較詩意話語,這種質樸話語的“實用性”更強,它們簡明扼要直指題旨核心,或揭示意義、或表明態度、或引導閱讀。  
  作為復合型文體,報告文學的跨文體性是比較突出的。這就是指其在藝術技巧上對于小說、散文、詩歌、影視劇本或其他非文學文體的借鑒。劉國強報告文學也體現出這樣一個特點。在《日本遺孤》《浪子的春天》《鹿王朝》《祖國至上》《羅布泊新歌》和《彈孔里的和平》等篇什中,作者充分發揮其所擅長的小說寫作特長,將小說的筆法生動地運用于場面、細節和人物的描繪上,并將書信、電子郵件、表格、詩歌、新聞、日記、網絡跟帖和留言、書籍文字、起訴意見書、歷史資料等多種文體的文字融入整體的敘述之中,形成其報告文學特有的跨文體寫作現象。譬如在《羅布泊新歌》中,“許多表達羅鉀人生活內容和心聲的詩歌,被作家借用來作為切入人物故事的門徑,然后透過這些門徑探視和描述不同人物的人生經歷及心路歷程,在各自不同的生活情景和生命軌跡中形象呈現,顯示出他們在羅鉀創業發展中的地位和貢獻。”(5)跨文體藝術技巧的借鑒,使得劉國強報告文學更具復合的“藝術范兒”,有利于其傳播與接受。此外,被采訪人的口述實錄、“證言”或“采訪筆記”等在其多個作品里也得到廣泛運用,譬如《日本遺孤》里“大收容”一章的三節“采訪手記”和親歷者“證言”;《羅布泊新歌》里的孫斌、晏河新、方靖榮、馬林和沈華等人的口述;《浪子的春天》里的“南非饑民”孫海、“半殘人”王希成、“下崗女工”侯淑斌的“自述”,少年犯李智、趙博、張光遠與各自母親的口述實錄,作者與柏靈學、姜昆夫婦的現場采訪對話筆記等。這些口述實錄、證言、采訪筆記(手記),加上其多數報告文學以第一人稱“我”作為敘述者和“出場者”的身份,使文本的現場感和親歷性,以及由此而帶來的真實性效應大大增加,充分顯示出報告文學的非虛構品質。  
  由以上可以看出,無論是文本結構、人物再現,還是語言表達和跨文體技巧運用,其實都透射出劉國強藝術營構意識的用心和專心,它們與題材選擇的多向度和地方性、“及物”的現實性書寫等特點一道,共同凸顯和強化了劉國強報告文學的個性色彩,使之成為東北乃至當代中國報告文學創作群體中一個不容忽視的獨立存在。

  注釋:  
  (1)施戰軍:《〈羅布泊新歌〉:生命在場的藝術創作》,《文藝報》2018年7月6日。
  (2)孫武臣:《〈浪子的春天〉有大愛和大美》,《文藝報》2013年1月16日。  
  (3)(4)王國平:《且看報告文學“優美地抒情”》,《文藝報》2018年7月6日。  
  (5)李炳銀:《絕望環境中生成的美——評劉國強報告文學〈羅布泊新歌〉》,《文藝報》2018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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