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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
 

探尋民族靈魂的故鄉——讀《刀兵過》兼與《白鹿原》比較

 
錢念孫
  內容提要  
  2018年發表于《中國作家》,其后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作品《刀兵過》是當代歷史題材小說的又一重要收獲。從故事題材與內容而言,《刀兵過》與《白鹿原》分享著某些共通性,但其歷史視角與對傳統文化的不同態度使得二者又存在較大的殊異。本文從文化的視角切入,試圖對《刀兵過》與《白鹿原》兩篇小說的歷史背景、文化立場、寫作方法、歷史意識作細致對比,并進一步明確《刀兵過》在藝術價值、文化層面所具有的獨特價值。
  關鍵詞
  滕貞甫 《刀兵過》 《白鹿原》 傳統文化 鄉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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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貞甫先生的長篇小說《刀兵過》1,一個散發著戰火硝煙、寒光凌厲的名字。開始看到此書名,以為是寫戰爭和戰亂的作品,起碼主要內容離不開劍拔弩張、兵戎相見、戰火紛飛、兵荒馬亂等等。然而,這部時間跨度從清朝末年寫到20世紀80年代初的作品,雖然對中國近百年歷史所經歷的各種重大事件,尤其是各種刀兵之災都有或詳或略的描寫,但重點并不是寫戰爭及戰亂,而是表現亂世之中一個小村莊以堅強信念,恪守傳統道義,頑強生存發展的故事。
  小說以王克笙、王鳴鶴父子為恢復祖姓而遠遷關外為線索,通過他們在遼河濕地深處創建“九里”小村及其所經歷的一次次“刀兵過”,在呈現百年風云激蕩歷史和社會滄桑之變的同時,描繪各種刀兵之劫給百姓生活帶來的災難和痛楚,展示底層百姓應對各種劫難的生存智慧和道義追求,突出彰顯中作家作品研究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民族精神支撐的內在力量。小說及其人物盡管在近百年烽煙彌漫的戰火中穿行,但鏡頭主要并非聚焦殺伐征戰、槍林彈雨的戰場,而只是以其為襯托和背景,把代表民族文化精魂的主人翁,放在刀光劍影的百年烽火中反復摔打和錘煉,從而凸顯傳統文化與傳統鄉賢對構建百姓民間信仰的獨特作用及深刻影響。
  這樣,《刀兵過》書名與其實際所表達的主題,就存在不小的反差和錯位。書名傳達的意思偏向軍事、武力、戰爭;而作品的主題則貼近仁愛、道義、教化。在中國人民大學2018年12月15日舉行的作品研討會上,圍繞書名就有兩種不同意見:有的學者認為名稱與主題不夠吻合,如改一下可能更好;也有學者認為這名稱意蘊豐富,根本不用改。2我認同后者的看法,以為此書名雖然不夠直截了當、清澈見底,卻頗多弦外之音和韻外之旨,隱含著較強的反思意味。它著重表達刀兵“過時”和“過后”對九里村的傷害及影響,強調九里人對付兵災戰禍的應對之策和生存之道。一個“過”字,既能在“現在時”意義上理解,表示經過、遭遇之意;也能在“過去時”意義上解讀,表示過去、過往之意。不論是一次次刀兵過時或過后,九里人始終挺直腰桿,以積極態度機智勇敢地面對生活的磨難。刀兵過的動態性、反復性和殘酷性,從未使靜處一隅的九里村改變由傳統文化澆鑄的人生信仰和處世之道。作者想要探尋和告訴人們的,就是九里人能夠“踏平坎坷成大道”的心理動能,或者說他們的人生信仰和處世之道究竟是什么?
  “其實,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就是過刀兵的歷史,翻開二十四史,間或總能嗅出血腥氣。但中華文化頑強地延續至今,歷經磨難而不改,最重要的是中華文化的基因深植于民間,尤其是廣大的鄉村。”3這是小說作者“創作談”里一句開人眼界的話。它讓人想起“禮失而求諸野”的古訓,更讓人覺得作者似乎還有一個野心,就是發揮文學以形象表現生活的特點,借《刀兵過》這個“小村莊”來反映“大社會”,以“小村莊”的歲月刻痕來映照“大社會”的時代變遷,從而形象地闡釋和揭示中華民族跨越千難萬險而走到今天,歷久彌新的奧秘究竟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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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以一個村莊為基點反映近現代歷史的長篇小說,《刀兵過》與新時期以來同類作品比較,有一重要不同之處,就是在如何看待傳統文化上別具只眼。
  《白鹿原》《古船》等均系新時期以來長篇小說的名篇,對傳統文化雖然一定程度上懷有留念之情,但更多持惋惜、貶責、否定、批判的態度。在《白鹿原》里,眾多鮮活生命在傳統禮教壓抑和摧殘下扭曲、荼毒、凋謝,如田小娥之死、白孝文墮落、黑娃的出走等等,構成黃土高原上讓人唏噓不已的慘烈景觀。盡管陳忠實對白嘉軒身上所體現的傳統文化人格魅力不乏敬意和贊嘆,但對整個傳統文化特別是傳統禮教在現代的命運,則無疑沉吟著不可避免走向式微、衰落乃至崩潰的訃告和悼詞。《白鹿原》的成功,除了其中交織著復雜的政治、經濟、黨派、家族等沖突外,貫穿始終更深沉更本質的主線,毋寧說是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的沖突以及由這種沖突而激發的人性沖突——天理與人欲、禮教與人性的沖突。這是該書最扣人心弦的旋律,而這旋律的一個重要聲部,就是對傳統文化發出“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哀鳴。
  《刀兵過》與此截然不同,通篇可謂充盈著對傳統文化的體認、感悟、欣賞和贊美。小說主人翁王克笙、王鳴鶴父子出身中醫世家,秉承先人“只做良醫,不做良相”的家訓,遷徙到遼河口一片景色奇異的綠葦紅灘后,帶領飄零此地的幾戶流民,一面建酪奴堂,坐診行醫治病救人;一面蓋三圣祠,立鄉規民約教化村民。如果說建酪奴堂,是發揮王氏父子職業所長,以醫者仁心普濟眾生;那么蓋三圣祠,則是王氏作為九里的鄉紳,為新建之邑樹立“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歷經百年櫛風沐雨,從土匪響馬到義和團清兵、從俄國老毛子到日本侵略者、從國民黨軍隊到共產黨部隊等,彈丸之地九里村經歷十數次腥風血雨的刀兵劫難,卻憑借堅韌執著的生存意志、崇德向善的村規民俗、敬天法祖的內心信仰,邁過一次次艱難險阻而頑強地繁衍生息,由最初的幾戶人家逐步擴展為一百多戶遠近聞名的仁義之村。
  支撐九里人“渡盡劫波今猶在”的力量,主要是王氏父子身上所承載和散發的儒釋道文化的強大感染力,亦即小說中多次提到的君子人格的魅力。4這種人格的形成及內涵,王氏先人的祖訓解釋道:
  人無信仰,猶長夜無燈,不能夜行。孔子為儒,儒家講心、性、命;藥王是道,道家講精、氣、神;達摩乃釋,釋家講戒、定、慧。三教雖殊,同歸于善,參透此道,遂成君子。
  這種人生信仰,使王克笙在九里村建起的“三圣祠”,供奉著儒家孔子、藥王孫思邈和佛教祖師達摩三位圣人的畫像。如果說,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更多主張修身和擔當;那么,藥王孫思邈所代表的道家則更多強調素樸和至誠;而達摩所代表的釋家乃更多宣揚慈悲和行善。在這里,“三教雖殊,同歸于善,參透此道,遂成君子”,正是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經過刪繁就簡和淘洗沉淀后,轉化為民間信仰或者說百姓觀念的簡要概括。因此在小說中,薈萃儒道釋文化的三圣祠成為九里的一方神圣之地:九里有什么大事,幾位主事的戶主總要到三圣祠里商量;哪位村民遇到人生難以跨過的坎兒,也要到三圣祠里祈福定奪;甚至有的土匪、兵痞及日本侵略者,進了三圣祠也禮讓三分,乃至頂禮膜拜。“兵匪禍亂九里,也煉就了九里,九里能存于亂世,逢兇化吉,因為有三圣祠,有不倒的主心骨。”小說中的這句話,是對儒道釋民間信仰功能的恰當概括。三圣祠所張揚的世道人心,不僅使王氏父子義無反顧地擔負起建設九里、護佑鄉親的職責和義務,也使九里鄉民自覺或不自覺地踏上道德自我約束的向上向善之路。正如姚大下巴所說:“用三圣之道凝聚人心,教化村民,日積月累,九里便成了街坊和睦相處、奉信守約的禮儀之鄉。”
  作品以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形象和一系列鄉風民俗的生動描寫,如王氏父子仁義寬厚的鄉賢形象或者說君子風范,對九里原住民粗野蠻俗鄉風的感化和提升,對綠林土匪鬼蠟燭、野龍等的收編和馴服,甚至促使日本侵略者山田陰險狡詐的性情也發生改變等等,令人信服地表現了以“三圣祠”為標識符號的中華傳統文化,在成風化人、聚合人心、鑄造國民性格,乃至澤披四夷方面不可小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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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么同樣寫傳統文化,并且是同一時代、同為鄉村社會的傳統文化《刀兵過》與《白鹿原》比較,兩者所展示的景象及所持態度大異其趣?
  《白鹿原》與《刀兵過》故事跨越的時間段大體重合,從清朝末年到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半個多世紀是兩者落墨的重點5;故事發生的地點大體也屬同一類型,即都是偏處一方的社會基層鄉村。所不同的是,這兩個村莊的歷史、底蘊、結構,尤其是生活其中的人物及其治理方式等頗有差異,某些方面甚至可說北轍南轅。正是存在這些涇渭分明的差別,使傳統文化在白鹿原與九里村呈現不同的內涵和面貌成為可能,而將這“可能”變成“現實”的,當然源于兩位作家對傳統文化的不同體悟和認識。
  白鹿原,佇立關中大地上的一個古老村落。關中平原不僅是華夏文明的重要發祥地,而且其核心城市西安(古稱長安)先后有13個王朝在此建都,承載著中華民族的歷史榮耀和厚重記憶。陳忠實筆下的白鹿原,就是西安東郊的同名古原6,至少在宋朝年間,這里已聳立一座由皇帝“御筆親題‘四呂庵’匾額于門首”的白鹿書院,可見白鹿村歲月悠久,文化底蘊深厚。
  九里村,一個在遼河濕地深處悄然出現的小村莊。它坐落在溝汊縱橫,蘆葦遍野,三面環海,一面臨河的獨頭灘上,雖為一片人煙稀少的荒涼之地,卻是零散漁民出海靠岸的必經之途。這片幾乎未經開發的荒野葦灘,缺少人文教化和文化傳統的積淀,自然沒有舊框框的束縛和沉重的歷史包袱。王克笙與幾戶流民在此結伴而居,仿佛在一張白紙上描繪新的圖畫,因而呈現出別樣的風景。
  在《白鹿原》和《刀兵過》里,都有一部用來教育和規范村民言行的“鄉約”,但兩者的內涵和作用頗有不同。《白鹿原》中的《鄉約》除了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等內容外,還規定了違約的處罰條例,“包括罰跪、罰款、罰糧以及鞭抽板打”等。在《刀兵過》里,《九里村約》幾乎都是仁義禮智信等揚善的意蘊,并無任何懲戒條款,只是另以一本《酪奴堂記略》,“同時設《彰善》《記過》兩簿,用于勸善黜惡”。與此相對應的是,白鹿原上的祠堂,既是傳統文化觀念和宗族制度的代表性建筑,更是族長白嘉軒及村長鹿子霖維護家族禮義和社會秩序的執法之所。其中既有仁義道德的善良和呵護,也有頑固守舊的落后與愚昧;既有傳統禮教的秩序和威嚴,也有宗法制度的冷酷與無情。而九里村的“三圣祠”,則主要渲染和張揚以仁義善良為核心的傳統儒道釋文化思想,擯棄淘汰或者說絕少沾染傳統禮教和宗法文化的污漬與積垢,因而在三圣祠里更多洋溢和釋放著仁愛、忠義、寬厚、互助等感人溫情。白鹿原上的祠堂,除了具有祭祖、議事、學堂等功能外,很多時候也是執行家法族規的公堂。從處罰被懷疑偷拿貨郎零錢的幾個孩子,到當眾用干棗刺抽打幾個好賭之徒;從嚴懲狗蛋和田小娥一對“狗男女”,到白孝文被族人每人一鞭打得遍體鱗傷……祠堂發揮揚善懲惡、懲前毖后作用的同時,也在履行《鄉約》冠冕堂皇的名義下,往往把傳統禮教推上了違反人性的審判臺,甚至成為維護和販賣虛偽、陰謀、殘忍的場所。如狗蛋和田小娥的倒霉,緣于鹿子霖和田小娥奸情被發現而設計陷害狗蛋,結果田小娥與狗蛋被抓到祠堂受盡侮辱和毒打,以至狗蛋幾天后命歸西天,而真正應該受到懲罰的鹿子霖卻道貌岸然地懲罰起不該受罰的替罪羊。白鹿原祠堂的每一條地縫中,都滲透著冤屈者的鮮血。類似這樣的悲劇,在九里村的三圣祠里從來沒有發生過。三圣祠的門檻唯一一次沾染死傷者的鮮血,是韓蘆生、馬連順為護衛三圣祠免遭焚燒,慘遭老西鳳手下土匪的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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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鹿原》與《刀兵過》產生上述差異,當然主要源于兩位作家對傳統文化在現當代的意義和作用,有著不同的認識和理解。在陳忠實看來,“我切實感知到一種太過腐朽太過厚積的封建塵埃淤塞了中國人的心理,這對我解構白鹿原人的文化心理結構形態提供了一個大的背景”7。而《白鹿原》的任務,就是揭橥這種“封建塵埃淤塞”的狀況和青年人沖決“淤塞”的抗爭及追求,“畫出這個民族的靈魂”8。滕貞甫不同,他在前些年出版的《談古求今說儒學》專著中認為:以儒學為主干的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對人類發展極其有益的文化思想”,對今天改善社會風氣具有重要作用,“我們應該大膽地讓儒學思想重新回到我們生活當中”9。他在“創作談”里明確表示:寫作《刀兵過》的目的,“就是通過塑造一個具有家國情懷的鄉賢,讓讀者去觸摸、體驗和感悟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如玉之身”10。
  《刀兵過》之所以讓皖南新安醫學傳人王克笙一路遠走高飛,從氣候溫和的關內走到寒冷異常的關外、從一個個人煙稠密的集市走到空曠冷寂的遼河海口,最后在一片堿地葦灘落戶發展,就是要讓主人翁擺脫已經被扭曲和污染的社會環境,將象征傳統文化的人格形象放在一片不諳世故、純樸無邪之地生活、成長。這不僅可以檢視“三圣之道”即傳統儒道釋元典本意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更為王克笙、王鳴鶴父子弘揚君子之道營構了免受或少受干擾的生存環境。韓蘆生、姚老七、姜得水、馬連順四戶原住民,雖然之乎者也的《九里村約》對他們恍若天書,但王克笙一一作了解釋后,四人無不“相互點頭,嘖嘖稱贊”,即充分顯示了傳統文化菁華“如玉之身”的純樸之美和動人魅力。
  當然,作為遼寧作家,滕貞甫把主人翁的活動天地放在遼河濕地深處的綠葦紅灘,不排除挖掘和展示家鄉地域歷史與自然風光的目的;他讓九里村不僅遠離繁華熱鬧的城市、而且遠離市井和鄉間,也不排除以陌生奇異的生存環境滿足讀者好奇心,增加作品傳奇色彩的動機;同時,設置偏僻閉塞、艱苦簡樸的生活空間,還有利于培育和考驗人的生存意志與人格力量,多側面地塑造人物形象。盡管這些可能都是作者把王氏父子及其所創立的九里村,安放在地老天荒般蘆葦堿灘的理由,但我們以為,這些理由又都是為著增強而不是削弱表達主題服務的。通過塑造生動感人、幾乎被文學史遺忘的關外鄉賢形象,讓讀者觸摸、體悟傳統文化的如玉之身和君子人格的內蘊之美,正是作者想要傳達的審美主題。
  《刀兵過》與《白鹿原》看待傳統文化的歧異,不僅是傳統文化在不同地域呈現不同形態的反映,更是時代發展和社會進步,讓人們對傳統文化有了不同的看法和解讀。陳忠實的《白鹿原》1988年初開筆,1992年面世;滕貞甫的《刀兵過》約于2015年初動筆11, 2018年發表。這將近30年一代人的時差,應是造成兩者對傳統文化不同理解的淺顯而又深刻的原因。
  陳忠實寫《白鹿原》時,人們對傳統文化的看法,大體是“五四”文化激進主義思潮的延續,以為近100多年來中國屢遭西方列強欺凌,積貧積弱的病根,源于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傳統文化落后于時代前進步伐,是民族振興的攔路虎和絆腳石。因此,以魯迅為先導的新文學傳統,對傳統文化多持揭露和批判態度。陳忠實坦露自己“寫作《白鹿原》時的最真實的思緒”說:“緩慢的歷史演進中,封建思緒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生成為鄉約族規家法民俗,滲透到每一個鄉村每一個村莊每一個家族,滲透進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文化心理結構。”12一部《白鹿原》,可說就是對這種“衍生”和“滲透”的剝繭抽絲和解剖透視。
  滕貞甫寫《刀兵過》時,中國改革開放經過艱難起步和反復摸索,已經駛上疾速前行和全面振興的快車道,并以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體魄和英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華民族的崛起和復興,不僅在社會各階層喚醒和激發出廣泛而深沉的文化自信,也使賡續和弘揚傳統文化成為新的社會熱點和集體共識。2017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更是從國家政策層面推動傳統文化在社會各方面落地生根的有力舉措。滕貞甫原本對傳統文化青睞有加,時代發展引發的觀念轉變,滋養和增強他以文學的形式表現傳統文化的愿望。正如他在“創作談”中所說:“一段時期內,我們忽略了鄉賢的作用,也幾乎中斷了這種傳承。好在新時代的今天,新鄉賢正呼之欲出,盡管他們還沒有成為大樹,但至少有了破土的嫩芽,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對他們的成長充滿期待。”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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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兵過》對中國近現代社會歷史的深切反思,不僅反映在對傳統文化價值的挖掘和揭示上,還體現在對“刀兵過”即戰爭意義的理解和詮釋里。小說所寫九里村近百年來的遭際和變遷,多半是中國內憂外患頻仍、兵災戰禍連綿時期。大量反映這一歷史時段的長篇小說,在表現戰爭和革命給中國社會帶來翻天覆地變化的同時,卻多少有些忽略一次次戰爭及階級斗爭撕裂社會傷口帶來的痛苦及造成感染的危害,特別是給無辜受牽連民眾帶來無法挽救的不幸和損失。老子《道德經》有言:“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作者對一次次刀兵過的描寫,顯然吸收和秉持老子視戰爭為“不祥之器”“勝而不美”的思想,超越簡單將近現代歷史看作政治斗爭史或輕易為人物貼標簽分孰是孰非的觀念,更多以博大的胸懷和底層百姓的視角,刻畫政治斗爭的反復無常與殃及無辜,刻畫血腥殺戮的殘忍與罪孽,哪怕似乎是有一定理由的怨恨與殺害。
  小說寫庚子事變中的藍壇主兩次經過九里村:第一次作為率領七八十人隊伍的義和團首領,打著扶清滅洋的旗號要去錦州燒洋人的教堂,在九里村酒足飯飽住了一夜后離開;僅過去幾個月,藍壇主再次路過九里,已是被幾個俄國軍人五花大綁押著的罪犯。原來他的隊伍燒了錦州基督教堂,發展勢頭風起云涌,突然慈禧太后在朝廷變臉,義和團由扶清滅洋的“義士”,一下變成被大力剿殺的“拳匪”,藍壇主也由朝廷交給占領營口的沙俄兵懲罰。他被綁在老榆樹上大呼“朝廷負我”,在被押往營口正法的路上,走出九里村進入紅海灘后自刎而亡。作品寫其慷慨就義時的情景:“他本來可以殺掉一兩個老毛子,他最終選擇了自殺,也許是怕老毛子的槍聲驚擾了九里的百姓。”字里行間浸透著對政治翻云覆雨的感慨,以及對兵災戰禍的厭倦和唾棄。
  作品所寫諸多刀兵過,絕不鋪陳拼殺之勇或戰功之偉,而是對世事滄桑、人生難料、生不逢時、事與愿違等種種境況著意點染,充滿人生的無奈和喟嘆。如奉字巡防營的關督隊,出身官宦世家,少年便讀書習武,立下封侯壯志。他率領20人的巡邏隊來到九里,在三圣祠見到孔子塑像時竟兩膝跪地,忍住抽泣,雙手合十說:
  圣人在上,請受學生一拜。學生始終不忘家國情懷,立志精忠報國。如今宣統皇帝退位,朝將不朝,國亦不國,學生惶惑如喪家之犬不知依附何處?學生深知,大廈將傾,非一木可支,殺身成仁前有楷模,茍且偷生后有鏡鑒,只可嘆扶清有違湯湯之勢,背清難做錚錚忠臣,學生不知何去何從啊!
  關督隊最終留下一把祖傳樸刀和一件狐皮大氅,在萬柳塘墓地殺身成仁,以死報效前朝。一次次刀兵過為九里留下的,既有家破人亡的慘劇,也有忠肝義膽的高歌;既有歷經艱險的磨難,也有仁愛節操的傳揚,表達了民眾厭惡社會動蕩,渴望安寧生活的愿望。
  九里人的圣殿三圣祠在一茬茬真刀實槍的刀兵過中巍然屹立,卻被唯一一次沒有刀槍器械的隊伍摧毀了,這是“文革”浩劫中一群中學生紅衛兵把它作為“四舊”打砸掃除的結果。然而,當王鳴鶴得知鬼蠟燭在橋上做手腳導致革命小將林波落水而亡時,仍強忍怒火,責令鬼蠟燭夜里為其守墳懺悔。不論是鬼蠟燭報復損毀三圣祠的領隊女學生,還是王鳴鶴不計前嫌將落水罹難者安葬萬柳塘等,都表明三圣祠雖毀于一旦,但沒有毀掉三圣在九里人心中的位置,更沒能毀掉仁義、寬恕、隱忍、畏天命等精神信念。諸如此類以德報怨和寬宏待人的事跡在小說中再三出現,如王鳴鶴作為醫生,眼里只有是否病人之分,而對好人壞人乃至國別界限相對模糊,他救治過土匪也救治過國民黨警察局長尉黑子、救治過共產黨的縣委書記戚老板也救治過日本軍官等。這樣的醫者仁心,三圣祠供奉藥王孫思邈早有教誨,他在《千金要方》中說:“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怨親善友,華夷智愚,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不得瞻前顧后,慮吉兇,護措身命。”而王鳴鶴的所作所為既是對傳統“醫者仁心”的踐行和弘揚,更表露了作者否定戰爭、祈愿和平的博愛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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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造典型形象,這是任何小說家創作都應重視的要害之處,也是《刀兵過》作者的用心所在。這部長篇表面寫的是近百年來頻繁的社會變動,以及九里人以順應或抗拒的方式適應變動的過程,但作者真正的目的,卻是透過變幻莫測的時代風云,洞悉“亂云飛渡仍從容”的文化人格力量。一個飽含歷史文化底蘊的人格形象,仿佛一束探照燈強光,照射進民族文化傳統的幽深殿堂,可以讓其中孕育和保存的人倫精神、思維方式、道德觀念、生活態度等,盡顯其形態和質地并綻放奪目光彩。
  小說主角王克笙、王鳴鶴父子,作為擅長以砭石和銀針妙手回春的中醫世家傳人,雖然同為九里的鄉紳和醫生,雖然都有共同的人生信仰和君子風范,但兩人的性格特點和行事風格卻頗有差異。如果說,王克笙性格剛毅誠篤,仿佛一塊寧愿玉碎的砭石;那么,王鳴鶴則多了變通和隱忍的智慧,猶如一根能屈能伸的銀針。中國傳統文化的真諦在于剛柔相濟、中庸之道:在主張自強不息、剛健有為的同時,強調厚德載物、上善若水;在贊美錚錚鐵骨、寧折不彎的同時,推崇以柔克剛、能進能退;在稱頌戰無不勝、百戰不殆的同時,更佩服和欣賞“不戰而屈人之兵”,認為此乃用兵的最高境界,“善之善者也”14。王氏父子的祖訓“牌匾不鎏金,砭石與銀針。子孫永相繼,柔弱立乾坤”,以及他們面對一次次刀兵過的舉止作為,可說從不同側面把中華傳統文化的奧妙演繹得酣暢淋漓、異彩紛呈。
  日本關東軍占領東三省,鐵蹄踏上九里的堿灘。對待這次最為嚴酷、持續時間最長的刀兵過,王鳴鶴忍辱負重與敵人周旋,盡顯中國人的氣節風骨和智慧神采。他一面為村民定下“御倭九戒”,堅守民族大義:“國破山河在,黎民忠故國,三省負鐵騎,九里焉能免?淫威之下,九里父老雖為塵中埃,泥中沙,卻不能隨波逐流,與倭寇合污,應有蓮之操守,學伯叔而恥周粟……”;一面“含垢讓步”對付狡詐歹毒的黑木,表面答應設立霍亂病研究基地并提供治療記錄,以保全九里村不被關東軍慘無人道地燒殺擄掠;一面又尋機反擊,設計舉行慶賀酪奴堂落成 60年皮影戲堂會,在洗白“九里村民絕無作案可能”的前提下,安排野龍和鬼蠟燭殺死侵占玉虛觀的幾個日本開拓團武裝成員。王鳴鶴上演的這一幕幕表面順從、暗中抵抗的連環劇,有膽有識、有勇有謀,以柔弱勝剛強,盡顯君子人格的風骨、勇毅和智慧,深得中華文化的精髓和玄妙之處。
  《刀兵過》貫穿始終的矛盾,是王氏父子與一次次刀兵過的相遇和沖突,尤其是與日本侵略者的相持與抗爭。《白鹿原》貫穿始終的矛盾,是圍繞白鹿原統治地位的糾纏與爭奪,特別是白、鹿兩家的爭風吃醋和龍爭虎斗。兩部作品主角的對手不同,也使主角的作為乃至人格顯示出不同的意義。盡管白嘉軒身上較多體現自勵、仁民、愛物、慎獨的君子品格,與鹿子霖貪婪、自私、陰險、淫蕩的小人人格對比高下立見;盡管白嘉軒作為族長具有凜然正氣和道德感召力,在江河日下人心不古的古原上堪稱鳳毛麟角鶴立雞群,但真正橫行白鹿原的,還是鹿子霖、田福賢們的敲詐勒索和巧取豪奪,包括他們對世道人心的敗壞和褻瀆,以至白嘉軒有時也要用爾虞我詐的辦法與其對峙和抗衡。這不僅加重了白嘉軒形象的悲劇性,也使其形象蒙上一層沉郁灰暗的色調。王氏父子不同,其對手主要是一波波不期而至的刀兵,特別是王鳴鶴對付相持時間最長的日本侵略者,他秉持的原則、使用的手段,包括所耍的計謀等,均在民族大義光環的籠罩下,在對手陰鷙、奸詐、殘忍嘴臉的映襯中,越發顯得難能可貴,熠熠生輝。塑造典型人物,不僅需要將其放在恰當的典型環境中活動,還要挑選和寫好與其比拼、沖突的對手,正如體育比賽的精彩程度往往與競賽對手的實力和發揮密切相關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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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部著意發掘傳統正面人格,展現傳統文化價值的作品,《刀兵過》塑造的人物,不僅王克笙、王鳴鶴父子的形象極富藝術感染力和文化內涵,其他如塔溪道姑、止玉姑娘,鬼蠟燭、野龍,尉黑子、戚書記,以及黑木、山田等,均各具特點,頗有可圈可點之處。
  塔溪道姑、止玉姑娘師徒倆,同為玉虛觀里羞花閉月的女道士,前者料事如神,堪比世事洞明的得道高僧;后者冰清玉潔,宛若不食煙火的下凡天女。在某種意義上,這兩位女道士可謂王氏父子精神和情感雙重寄托的對象。王克笙遠奔關外,在綠葦紅灘落腳生根,緣于塔溪 “水泊之上燎原火,天求遼闊地求寧” 猶如神示般扶乩文字的指引;九里村危急關頭發現躲避刀兵的福地鴿子洞,也得益于塔溪一語道破天機。王鳴鶴終生未娶,止玉對他有著深入骨髓的愛,卻恪守出家人高標清逸的品性,發乎情止于禮,將真情化為心心相印的體貼和撫慰,依道而行的陪伴和提醒。塔溪、止玉這兩位女道姑,集美貌、情義、才智于一身,又淡泊退隱、高蹈飄逸,半人半仙,乃至未卜先知,讓人感覺不夠接地氣、缺乏人間煙火氣,或者說寫得太虛無縹緲了,難免不發出“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的詢問和質疑。
  問題不在于能不能這樣寫,而在于作者為什么要這樣寫。用浪漫筆調“神化”人物不僅是作者的權利,也是文學藝術塑造人物、表達思想的一種重要方法。作為一部以寫實手法為主調的作品,小說為什么要將兩位女道士理想化呢?作者可能預料到會有人非議,他在“創作談”中解釋說:
  《刀兵過》中寫了兩位國色天香的女道士——塔溪和止玉,兩個人物的出現更多地是象征意義。對于循道而行的王克笙、王鳴鶴父子來說,兩位女道士就是道的化身。歷史上的鄉賢大都與村鎮周邊的寺廟有些聯系,九里之所以叫九里,正是堿灘到玉虛觀的距離。王克笙在取這個村名的時候,已經把九里與這座安置靈魂的道觀聯系到了一起。15
  原來,作者寫兩位女道士宛如天仙,從外形到內心都讓人一見傾心,就是要以漿洗得干干凈凈并保持一塵不染的素潔道袍,超拔于紛擾嘈雜和沙塵飛揚的世俗生活,表達一種崇道、弘道的愿望和情懷。至于作品所寫九里名稱的由來及其與道觀及兩位女道士的聯系,則多少讓人意識或聯想到解決精神信仰、安置靈魂的重要。
  如果說,作者雕塑兩位女道士的形象仿佛在現實生活雜草叢生的大地上線放飛風箏,更多屬于仰望星空的精神求索;那么他鏤刻鬼蠟燭、野龍等土匪形象,則不啻在亂世迷途泥沼中架起回頭是岸的橋梁,更多彰顯出人間正道的無窮魅力。鬼蠟燭、野龍作為金盆洗手的綠林響馬,前者原是匪首郭瞎子的小跟班,郭死后被王鳴鶴收留,成為九里村忠心耿耿的放風人;后者是葦地里獨來獨往的劫道土匪,幫助王鳴鶴殲滅侵占玉虛觀的日本鬼子后幡然悔悟,成為浪子回頭金不換的出家之人。鬼蠟燭、野龍雖然都改邪歸正,但前者野性未消,為九里站崗放哨時常有豪俠義士之壯舉;后者立地成佛,在玉虛觀洗心革面成為受人尊敬的火居道士。野龍決心脫胎換骨,來到酪奴堂“把后腚上那串飛刀往桌上一拍”,向王鳴鶴反省說:
  我過去殺人越貨,別人拿我當惡魔,我為九里做了點微不足道的小事,九里把我當佛供,我就是劫再多的錢財,也換不來這由鬼到佛的變化啊。我發誓以后不當胡子了,請先生收留我。
  一個慣匪迷途知返,發生“由鬼到佛”的轉變,表面看來緣于王鳴鶴提供的契機,實質卻是九里作為弘揚傳統文化的仁義之村,具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向心力和感召力。只是野龍更名止虛一心向善之后,葦地解放時有人認出道士止虛就是當年的土匪野龍,盡管王鳴鶴竭力為其解脫,最終還是被毫不留情地公審執行死刑,讓人不勝惋惜和感慨。
  作者筆下的其他人物,也與現當代文學中已有形象拉開距離,寫得新鮮而有個性,即使職業和性情相近的人物也各具不同面目。黑木、山田、高附、川崎等日本侵略者,絕無以往有些作品簡單化、概念化、臉譜化傾向,而是依據遼南葦地環境和九里酪奴堂主人的特點,寫出這批關東軍之所以這樣或那樣行動的內在邏輯。黑木、山田同為日本軍官,前者狡黠狠毒,與王鳴鶴稱兄道弟的熱情里飽含威逼利誘,笑面虎的外表下制造多少慘絕人寰的人間噩夢;后者精明陰沉,窺探酪奴堂治療霍亂病藥方綿里藏針,冷酷無情的舉止背后仍有些許未泯滅的人性和溫情。還有以開書店作掩護的共產黨書記戚老板、偽滿時期洼里城的警察局長尉黑子,前者信仰堅定意志頑強,后者奸猾之極八面玲瓏,但這對多年暗箭明槍爭斗不止的冤家對頭,最終卻在追捕與反追捕中雙雙落入糞池而殞身。讓人唏噓的是,戚書記忠于職守英勇追捕,只算死于非命,尉黑子毀容更名混入部隊養豬被追捕,竟反而被追認為烈士——世事無常、是非顛倒如此,固然有一定的偶然性,卻難免給人“百年世事不勝悲”的荒誕空寂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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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兵過》的藝術成就,除了人物形象塑造不落俗套外,作品的語言藝術及其所散發的淳厚文化韻味,也是不可忽略的閃光亮點。作者原本對傳統文化下過一番功夫,有《儒學筆記》和《談古求今說儒學》等專著面世。厚實的學問根柢、豐富的人生歷練,以及對語言藝術的孜孜以求,使這部作品的人文內涵和藝術品位,不是那種故弄玄虛外貼上去的“文化相”,而是從骨子里透溢出來非常內在的品位和風韻,大有“石蘊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的氣象。
  小說是語言的藝術。現代小說的敘述語言早已跨越描寫、抒情、敘事、對話等等的分野,而多半是把諸多表現手法薈萃一爐、熔化到富有情感和節奏的敘述當中。總體看,《刀兵過》的文筆既嚴整細密,又搖曳多姿;既素雅潔凈,又瑰麗恢宏;既飄逸著生活泥土的芬芳,又凝聚著作家琢磨推敲的匠心。作品敘事既曉暢好讀,又凝練優雅;既有白話的清新,又有文言的蘊藉,具有準確妥帖、生動傳神的風采。且看下面這段在小說中信手拈來的文字:
  從洼里城連夜趕回九里,東方的葦地已經被朝霞染紅。以往,王鳴鶴看到這朝霞都會和紅海灘聯系起來,感覺這是世界上最美的顏色,他甚至還想,應該把朝陽比喻成一位擅長用朱筆繪畫的大畫師,隨便揮灑幾下,這遼闊的葦地和平坦的海灘便紅得熟透、紅得醉人。但今天看到這葦地泛出的紅,他卻想到了一處處窩棚上騰起的火焰,想到了葦地里溝溝汊汊被鮮血染紅的流水。
  這是王鳴鶴從洼里警察局尉黑子處得到情報,日本鬼子已開拔對葦地掃蕩,匆匆趕回九里的一段敘述。細察這段文字,其中既有過程交代,又有景物描寫;既有情感抒發,又有心理刻畫;它是線性的講述和敘事,又是色塊的渲染和寫意;是主人翁的感覺和聯想,又是富有寓意的形象和畫面。在這里,人物、景物、情感等不僅融為一體,而且王鳴鶴對同一景色在“以往”和“今天”的不同感受,預示著葦地往日的平靜美好和當下的形勢危急,為情節下一步展開做了很好的鋪墊,可謂極富話語彈性和敘事張力。
  小說家的語言“還與道德有關系”。有的作品里盡是戲謔、調侃的語言,一看就知道這個作者不是很正經,身上有些邪氣;有些作品語言很華麗、很會比喻,但是沒有骨頭,那作者可能比較聰明、靈巧,但也是比較輕佻的人;有些文章句子寫得準確明白,但沒有趣味、顯得干癟,那可能就是生活過得特別枯燥的人。“從語言能看出作家是寬仁還是尖酸,能看出這個人是君子還是小人。”16《刀兵過》的語言可說很好地印證了這一點。作品雖然直面百年歷史的煙云變幻,可著眼點并非揭露生活中殘暴、骯臟、淫穢、粗俗,而是著力寫出危難中的善良、純樸、勇毅和雅致,甚至不少對植物和景物的描寫,都烙有清晰的道德印記:
  蒲葦這種植物很像有潔癖的女人,水不清不生,土不肥不長,一旦它在某處生根開花,就如同出嫁的貞婦,從此堅定不移地生息繁衍,與故土生生死死,不棄不離。
  小說的故事背景發生在蘆葦蕩,自然免不了要對以往文學較少涉獵的蘆葦形象和性格,進行揣摩、想象和創造。作者根據故事進展和敘述節奏的需要,從單株蘆葦及其一花一葉,從一叢一片蘆葦到廣闊無垠的綠葦紅灘,或精工細描,或潑墨濡染,時有讓人稱道的出彩之處。上面這段對蒲葦擬人化的描寫,既深諳蒲葦的自然特性,又高揚堅貞不屈的人格精神;既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又頗得漢語古樸有味、簡潔典雅之精髓,堪稱“發纖濃于簡古,寄至味于淡泊”,達到一種如出其口,而又出口成章,出口成藝的境界。
  小說除了敘述語言有味道、有嚼頭外,通篇散發的文化韻味也馨香撲鼻,如韶樂繞梁,讓人難以忘懷。作品重點寫到中醫、茶道、蒲團、兔毫盞等,均積淀、承載著中華傳統文化的豐厚意蘊和性格密碼。王克笙、王鳴鶴父子畢生對醫道孜孜以求,遐邇著聞的“神醫”美名詮釋了岐黃之術的博大精深和懸壺濟世的無量功德,乃至日本人之所以未對九里進行屠戮,也緣于黑木對王家治療霍亂秘方的覬覦。王氏父子嗜茶及傳播茶道的點點滴滴,說明茶作為“飲中君子”,具有“潔性不可污,為飲滌煩塵”的品性和引導村民“知禮達儀、純化民風”的功效。而王鳴鶴每遇刀兵罹難無奈妥協后獨自咀嚼祁門安茶的舉動,則使他那褐色長衫下的瘦削身軀透溢出“苦澀心中咽,責任肩上擔”的偉岸氣象。蒲娘為改變當地人席地而坐的陋習,利用豐富蒲葦資源教婦女編蒲團、坐蒲團,從而使蒲團這一修行人坐禪和跪拜之物為九里移風易俗作出貢獻。兔毫盞乃宋代建窯最具代表性的名貴茶具,因黑釉中均勻閃露出纖細柔長的兔毫而得名,獲得塔溪道姑所送“這個心愛的茶盞后,王明鶴迷上了茶,進而迷上了《茶經》”,還潛移默化地幫助他形成純樸、優雅、堅毅的品格。諸如此類及其他旁逸斜出的動物、植物、器物、食物,如毛驢黑燕皮、村口老榆樹、宋聘號普洱茶餅、蘆花豆腐及葦地八大碗等等,經過作者飽蘸傳統文化彩墨的生花妙筆勾勒點染,無不凝聚并散發著豐贍的知識信息和豐厚的人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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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筆至此,不得不回答和探討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作者所設計描繪的九里村在現實中有毛坯和原形嗎?或者進一步問,九里在現實中有沒有可能存在?毫無疑義,九里更多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在現實中很難尋覓,也很難存在。滕貞甫在“創作談”中說:“三年前,我開始醞釀《刀兵過》的寫作,我以遼河口濕地那片被稱為‘南大荒’的蘆葦蕩為背景, 壯觀綺麗的綠葦紅灘, 一個烏托邦式的小村莊, 上演著一幕幕過刀兵的人間悲喜劇。”17這再清楚不過地告訴我們,九里不是一個實有的存在,而是一個虛構的“烏托邦式的小村莊”。
  文學作品反映和表現生活,有多種辦法和多種途徑。就新時期以來小說創作而言,包括陳忠實、賈平凹、莫言、韓少功等,基本都堅守現實主義立場,比較善于打撈、刻畫、揭露、針砭生活中負面客觀真實,具有較強的披露矛盾、批判現實的能力,這是完全必要且非常寶貴的。相對而言,作為人類精神的創造性產品,我們的小說創作比較缺乏對生活中正面因素、正面形象的塑造能力,缺少對正面價值、正面思想呼吁吶喊的聲音。雷達曾一針見血地批評有些作家沉湎于負面生活的描寫,如莫言的《檀香刑》對死亡、虐殺、屠戮的極致化表現,“有時情不自禁地為人類制造災難的殘暴而歌唱,這就足以見出我們的文化和文學精神力量的薄弱面”。他指出:“閱讀21世紀以來的長篇小說,與閱讀整個當代中國文學作品情形相似,有一個缺憾始終縈繞在心頭,那就是,與世界上不少國家民族的優秀作品相比,中國的長篇小說或擴大為整個文學,比較缺乏正面造就人的能力,比較缺乏超越現象界的內在的精神能力。”18
  《刀兵過》就是通過塑造具有正面積極意義的久違了的鄉賢形象19,通過描繪九里作為“仁義之村”的一方樂土,在回眸和反思歷史客觀進程得與失的同時,向我們展示一代鄉賢和君子人格的魅力,展示傳統倫理道德對于營建良好社會風尚,維護社會行穩致遠的作用。如果說,《白鹿原》主要是用直面人生的犁鏵深翻舊有社會歷史文化的板結土壤,檢視其的復雜結構成分及對社會良性發展的影響;那么,《刀兵過》則偏向在一片荒寂的土地上重新覆蓋厚厚一層優秀傳統文化的沃土,形成如王克笙所說的“重經濟但不唯錢財,遵道德而尚禮儀,不求出財主,但求多仁人”的祥瑞生息之地。在這里,如果說《白鹿原》比較貼近現實主義,更多注重對現實的檢視和批判,注重挖掘人性壓抑和扭曲的深層原因20;那么《刀兵過》則在否定兵連禍結,涂炭生民的同時,比較靠近理想主義(浪漫主義),更多致力于對九里的建設和完善,致力于呈現君子人格和鄉賢形象的優美身姿與深厚內蘊。
  放眼世界文學,《刀兵過》很容易讓人想到法國作家阿爾貝·加繆的名作《鼠疫》。當北非一個叫奧蘭的城市突發無藥可治的鼠疫時,為防止猖獗鼠疫向外傳染,人們不得不把所有城門封閉,城中人被徹底孤立囚禁,陷入焦慮、恐怖、絕望的掙扎之中。可是,奧蘭城雖然墮入走投無路的絕境,雖然也有人無恥諉過、貪婪欺詐等等,盡管寫這些容易引起驚心動魄牽腸掛肚的閱讀效果,但作品的主脈并沒有放在對罪惡肆虐的描寫上,而是酣暢淋漓地表現以里厄醫生為代表的一批人在荒謬中奮起反抗、在絕望中堅持道義,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大無畏精神英勇抗爭并度過災難的故事。加繆筆下的奧蘭城和突如其來的猖狂鼠疫,無疑是天馬行空想象虛構的產物,但作品所展開的在社會失控和集體沉淪陰森環境中堅守善良與正義的畫卷,卻是對德國法西斯占領法國及歐洲情景的傳神寫照。想象虛構并沒有降低和損害,而是提升和增加了《鼠疫》的思想與藝術價值。我覺得,對于《刀兵過》精心營造的世外桃源般的九里村及其中活動的人物,似也應作如此觀。
  虛擬的故事、環境和人物,如何變得真實可信?關鍵在于作者認真推敲每一個細節、情節和表述,以完整邏輯和縝密寫實征服讀者,使你像經歷一次美妙旅游一般,走入一個新穎異常卻又十分真實的世界。讀《刀兵過》,你會感到許多具體場景、物件、人物等都極為具體逼真,又覺得它們或隱或顯兼有某種“喻體”的性質,借以暗示、象征我們民族歷史文化過去和未來的某些方面。我想,這些絕非無意巧合得之,而是經過作者細致選擇、艱苦提煉和精心組合的結果。如此等等苦心孤詣的設計和安排,使這部作品在扎實沉穩的敘事中又含有一種超越性的意脈,啟示我們去思考和探尋:安放民族靈魂的故鄉啊,你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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