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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宇:在德里達的底線等你

時間:2019-09-25 14:54      來源:文藝報 歐逸舟

初見班宇是在一年前。早秋的日光清透,使一切相遇金光閃閃。見到每個心愛的作者我都是這樣想的,班宇也不例外。

彼時我已讀過《山脈》與《逍遙游》,前者是一篇純熟的先鋒派作品,以評論、日記、訪談等多種文學體裁來尋找、證明一部小說的存在,令我暗嘆有誰的評論能超越他自己呢;后者使他成為2018至2019年度爆款作家,拿獎到手軟,吃遍全中國。我不玩豆瓣,雖然早已知道他是豆瓣上大名鼎鼎的“坦克手貝吉塔”,但又過了許久,才將他與我5月時讀到的一篇刊載于《芒種》的短篇小說聯系起來。

5月我在讀約翰·契弗的一個小集子《德國黑啤與百慕大洋蔥》,生活中充溢的細碎而又來不及捕捉的愁緒,恰好落進契弗文字的縫隙中,填補了那些無法言說的郁苦。《去五里河》也在那時到來,我被這個與契弗有著相近氣質的短篇打動,甚至因此產生了對《芒種》的敬意。在網上搜班宇其人,簡介頗為簡潔。是一個好青年,如果能多寫一點就好了。我想。

隨后,秋天深了,他捧出《冬泳》。

《去五里河》收錄在《冬泳》中,改回原題《肅殺》。雖然班宇悄悄告訴了我一個關于題目的小秘密(挺冷的),但我還是先入為主地留戀“去五里河”,或許是它使小說流瀉出更濃郁的在地性特質。就像約翰·契弗建構的“魔幻城郊”,班宇塑造了一個令我十分神往的沈陽,但卻使我對這座城市感到更加迷蒙而非清晰。在《去五里河》中我讀到的沈陽與想象中干燥的北方相悖。它首先是潮濕,潮濕泥濘,其次才是寒冷。哦不,其次是足球。在那段脆弱不堪的蹉跎歲月中,一個年復一年為保級而戰的足球隊竟是作為一個華彩樂章存在,鼓舞、照亮了人們的內心,它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了競技體育本身之于人的意義。這樣的書寫對我這個球迷來說有著致命的吸引力。再往后,才是那些現實主義的筆觸,埋伏在每一個轉角,猝不及防地擊中讀者內心的柔軟地帶。

是的,現實主義,現實主義是班宇手中的旗幟。他并不像筆下的肖樹彬,發起的總是無望的沖鋒,他是有備而來。《逍遙游》中,旗幟是那條奶白色圍脖;《山脈》中,旗幟化作撲克,在魔術師的手中悄然變幻;《槍墓》中,旗幟是一條長長的救贖之路;《海霧》中,旗幟成為一扇長虹玻璃,折射出微妙偏光。時至今日讀到新作我仍然為之欣喜,他的探索并不拘于題材的轉向,現實主義的沈陽鐵西,在淪落衰敗中掙扎不息,這樣的故事內核仍然受到作家的珍視。欣喜也關乎曾經的隱憂,在班宇之前,“鐵西”已由雙雪濤建構了一套鳴響的范式,在班宇之后鄭執的《仙癥》又豐富了鐵西樂章的曲式。我曾多次試圖辯解,他們不一樣。對于不較真的閱讀者,辯解自然是徒勞。但也勾起我的困惑,班宇本人是否也困囿于這些偏見?班宇的道路在哪里,難道真的在空中?

《空中道路》也是我喜愛的一個篇章。小說結構不能說十分老練,時空轉場稍有些耿直,但這既不妨礙“針葉林高于闊葉林”,也不妨礙它被一次又一次的閱讀催熟。電光火石間,被凝滯在半空的不僅僅是兩個男人生命的一個頓號,更是自然與工業之間被沼沼霧氣所遮蔽的意象的沖突,個體和歷史的命運在蒸汽朋克式的假想中由闊葉林升向針葉林,但最終,回到沖積平原,回到幕起時分。我突然想起李健的一句歌詞,“沒有兩朵浪花相遇后不分開”,班立新與李承杰的交集如此,《日瓦戈醫生》與《九三年》的交集亦不能更多。

父輩的故事,諸如《空中道路》《盤錦豹子》《去五里河》(也即《肅殺》),在班宇寫來得心應手。及至《冬泳》《槍墓》《逍遙游》中幽靈般的存在,我愈發強烈地感受到班宇小說里的父親形象,他們面容相似,機靈而又樸實,人生零落,卻總是勤勉以待,虛心接受命運的棒喝。無論筆墨濃淡,這些父親們都襯得上班宇筆下的高光時刻。《盤錦豹子》中孫旭庭為老父親送殯砸盆這段是為一景:

孫旭庭雙手舉到最高處,咬著牙繃緊肩膀,涼風吹過,那只行動不便的殘臂仿佛也已重新長成,甚至比以前要更加結實、健碩,他使出畢生的力氣,在突然出現的靜謐里,用力向下一擲,震耳欲聾的巨響過后,咸菜罐子被砸得粉碎,砂石瓦礫飛至半空,半條街的灰塵仿佛都揚了起來,馬路上出現一個新鮮的大坑,此時天光正好放亮,在朝陽的映襯之下,萬物鍍上一層金黃,光在每個人的臉上棲息、繁衍,人們如同剛剛經受過洗禮,表情莊重而深沉,不再喊叫,而是各自懷著憐憫與慨嘆,沉默地散去。我表弟向著灰藍色的天空長號一聲,哭得不省人事。

有人說班宇小說有一種割裂感,敘事與抒情的割裂,如同電影配樂,煽情的是音樂本身而不是現實。我反對這樣的理解。我最喜愛的英國風景畫畫家透納在一次皇家藝術院的演講中談到,詩歌和繪畫這對“姐妹藝術”里存在著不可調和的差異性。他引用了一段理查德·佩尼·奈特的詩:“身在簇簇綠樹叢中,他也受到祝福,一些城堡廢墟,高高的塔樓;掩映在山間,俯瞰著他。”透納認為,如果將這首樸素的牧歌中的一切要素畫進一幅畫里,會發現它們很難協調一致。繪畫所不能及的這種不可調和性恰恰是班宇的長處,他的寫作并不依賴形容詞與副詞,也不喜好羅列名詞,僅以“金黃”與“灰藍色”,佐之“半條街的灰塵”,調制出了宛如透納風景畫般的光感,肅穆莊嚴,咸菜罐子和號叫聲在這樣的景致中既不低微也不超拔,柔美朦朧的色調又構成了如詩的音樂性。我們不必過分恐懼抒情的力量,因為人們在享受了這樣的閱讀快感之后,仍要回到真實的疼痛中,要伴隨失去老父親的孫旭庭在泥潭般的人生中繼續苦煉。

我曾以為孫旭庭的故事如果停留在送殯會更巧。但班宇并不稀罕巧。故事延宕著,在這個家庭又一次接近幸福的時刻遭遇絕望。絕望的來處,介于家庭內部與外部之間。機靈的勤勉的曾經如豹的孫旭庭,猶如推石的西西弗斯,仿佛永遠無法抵達幸福的終站,努力前行,卻不斷墜落,不斷墜落,卻仍努力前行。

延宕,在于文本內部,也在于文本之間。從父輩的故事到承襲父親身份的我們的同代人,《雙河》延續了《空中道路》和《逍遙游》中“出游”的橋段。主人公帶著久未謀面的女兒與朋友共同出游,以圍爐夜話的形式嵌套了另一個故事。兒童的好奇心催促故事鋪展自身的命運,郊游歸來,故事并未打住,而是繼續游離。延宕,逃逸,對命運軌跡的鋪展,或許才是班宇創作的核心。

我記得在一次讀書分享會上,班宇說,“小說會是一種逃逸的路徑。”一位貴州的作者留言:“記得那天看直播,班宇老師最后說:‘我愿意為了這一點逃逸繼續書寫下去。’”我給班宇發了一張自制的表情包:

“在德里達的底線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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