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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宇vs宋阿曼:人在水中自由呼吸

時間:2019-09-25 14:46      來源:文藝報

班宇,1986年生,沈陽人,小說作者。作品見于《收獲》《當代》《十月》《上海文學》《作家》《山花》《小說界》等刊,曾被《小說選刊》《小說月報》《中華文學選刊》《思南文學選刊》等轉載。曾獲華語文學傳媒新人獎,GQ智族年度人物,“鐘山之星”年度青年作家,花地文學榜短篇小說獎等。小說《逍遙游》入選“2018收獲文學排行榜”。著有小說集《冬泳》。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5歲的鄉愁

宋阿曼:《冬泳》我讀得遲,一看版權頁,5次印刷了。關于沈陽,關于下崗再就業,關于寫作和閱讀的話題,你在各種平臺和場合都已經講了很多。這次我們爭取聊點兒輕松的。看完《盤錦豹子》和《肅殺》,我就產生出一種“對質”的沖動。小說里出現了很多有年代感的物件兒,包括小說中人活著的姿勢我都很熟悉。我小時候搬過幾次家,從平房搬到二層小樓再搬進家屬院的樓房。二層小樓的樓頂修成拱形,外面看去像個窯洞。你小說的主要時間線似乎剛好卡在我家住二層小樓的那一段。大概在我六七歲的冬天,有一陣子我爸出差,我一直沒弄明白他去哪兒了。一天晚上,他回來了,身上斜挎著一個電子琴。他說去東北了,大連、沈陽、哈爾濱,他跟我說,手撐開,看,東北的雪有你巴掌那么大,一腳踩下去雪能沒過膝蓋。他說再往北到了黑龍江。他說得起勁兒,我覺得他不是出差,而是一個人悄悄旅游去了。看在電子琴的份兒上,我還是愉快地聽完他的描述。那個冬天,他一直在哼一個曲調,后來我才知道那是《喀秋莎》。這基本上是我對東北最初的印象。

班 宇:上世紀90年代的東北城市家庭里,電子琴不算樂器,而是一種家用電器。最常見的是雅馬哈牌,十分風靡。其使用頻率隨著時代向前而逐年降低,起初,每個家庭都有人會對著簡譜演奏流行歌曲。那時候,很多雜志的最后一部分就是曲譜,人們會將它撕下來,重新裝訂在一起,變成一本流行手冊,相互傳閱。即便不演奏,偶爾也會對著唱上幾句。你說得很對,如果有綜合文藝素質這一說法的話,我覺得我這一代是不比上一代的,當時工廠的文藝氛圍比較濃厚,經常組織活動,也有經費支持,人們的娛樂方式不太多,基本上是打球、飲酒、讀書、跳舞、演奏樂器、看電影這幾樣。說是不多,可為什么覺得仍比今天要更豐富呢?父輩在這一階段,好像維持了當代大學生的生活方式,且沒什么課業壓力,實在是令人羨慕。雪有巴掌這么大,并不夸張,大片的雪花很美,它們往往落得很慢,相當悠閑,伏在人們的衣服上,靜靜地躺一會兒。現在少了,多是風吹來的雪,鹽一樣的顆粒。沒大意思。蘇聯歌曲,對于東北,或者那個時代來說,好像并不需要刻意學習,每個人都會唱,全國都在受影響。我個人印象最深的一首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初聽時,是親戚去國外出差,帶回來一個精致的音樂盒,上緊發條,再一松開,那段旋律便流淌出來,叮咚聲無比清澈,我聽后既驚訝又孤獨,抱著它玩了半天。這是我5歲時的鄉愁。

宋阿曼:對,雅馬哈電子琴,加上一只口琴,就是標配了。賣書的地攤兒上,流行歌的簡譜本賣得相當好,我爸沒學過樂理,也可以自如地彈唱《遲到》和《站臺》。我問誰遲到了,家人就會說,Mary。這是我當時的一個謎團。關于文藝活動的記憶,我們挺相似的。可以說,廠礦工人的生活方式滋生了我最初的文藝情懷,這些人長久地在我體內散步。你的小說多從工人子弟的視角去書寫,第一視角“我”也是行走在上一代人所處的空間,回憶父輩的生活,恰像一種小說番外。我喜歡你小說中的男性人物形象,有情有義,是沒有被太多規則與世俗理性洗刷的人,沉默與力度,給你小說強烈的詩性。愛情,成長,潔凈,還有赴死的心。你小說里都是成熟的人,能扛事兒,這是一些年齡相當的作家難以體會的。讀起來挺感動。細一想,上輩人是真正搞建設的一代,體力工作中鍛煉出來的人會更早懂得生活與愛。他們唱著“我的心永遠在等待”翻過了青春的山丘。在塑造小說人物時,你的人物面目是怎么樣清晰起來的?

班 宇:我的一部分小說人物,如果借用一部電影名字,有點像是《冰山上的來客》,與故事情節無關,但在整體氣質上,或有相近之處。電影里有一位帕米爾高原邊疆戰士,我在小說里也提及過這個地區。我覺得此類人物在我的日常生活里比較多見,習慣于沉默,面對許多問題時,表面上給不出一個合理的意見或者答案,但內心較為執拗,很少會被外界所改變。在寫小說時,我較少考慮人物層面,甚至認為人物是不怎么需要塑造的,你去寫一位主角,那么關于他的一切,早在心里就應該有一些清晰的判斷,包括他的性格與行為,以及面對一些事情的處理方式等等,這樣寫起來會比較有信心。

一場臺風帶來了一切也能吹走一切

宋阿曼:聽說你參加《智族GQ》10周年人物盛典以及“名利場回眸”的拍攝,許多讀者和網友都喊到“破次元了”。走上這塊紅地毯的都是梁朝偉、何穗、陳偉霆等演藝明星,還有許多讓人來不及記住名字的“頂級流量”。娛樂圈開的是流水席,迎來送往。一條微博幾十億點贊留言/一出書就是滯銷書作家,兩種現象極端又普遍地存在于這兩個不同的行業里。當你出現在這種現象中心(或者說一個模糊的交匯區)時,有人就會覺得破圈兒了。突破了一些人對作家,尤其是純文學作家。有沒有興趣講一講這個“菲茨杰拉德之夜”。

班 宇:菲茨杰拉德不好當,酒量要過硬,社交禮儀也要盡量做好。我肯定無法做到像他那樣夜夜笙歌,所以這次活動給我最大的感受是,很像是一場公司年會:演節目,頒獎,歡度好時光。最為恍惚的一刻是,我登臺去領獎時,整桌朋友為我激動鼓掌,當時我的感受就像在公司年會上抽中了三等獎,甚至對此產生了一種認同感,誤認為自己也是其中一員。但其實呢,我不知道誰能算是啊。一場臺風帶來了一切,也能吹走一切。能做的是什么呢?全神貫注,享受此刻。而現在回憶那一刻,又有點餓,這種活動往往吃不太飽。我不太知道大家對于純文學作家的期待是怎樣的,事實上,在歐美,很多作者的生活方式也與想象有所不同。這場活動結束后,攝影師要求我在麥浪里再走幾個來回,以捕捉一些深刻畫面。走在麥穗之間,味道干爽清香,我忽然想到,要是有一只紅蜻蜓落過來,那可就太美了。但是沒有,這是會展中心的室內,光是人造的,麥子是空運過來的,夏天過去了。

宋阿曼:可能作家能夠爭取的“高光時刻”的確不算多。就現狀而言,本應相通的不同藝術門類還是存在壁壘。我認同你的理解,行業不同,但終究是人與人的相處,人對人的期待,本來也并不需要期待視野。就像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出現在艾美獎頒獎典禮時,作為許多演員的“愛豆”,她占據了不少媒體頭條,《時代周刊》在年度名單中更是將她列入“偶像”而非“藝術家”。我讀了你的《臺風之夜》,讀完感覺到,你的小說是屬雨的。或許是《冬泳》過于潮濕,人在水中自由呼吸,而非窒息于河床。讀金愛爛的小說《水中的歌利亞》也有相似感覺,或者說幻覺:“地上有呼吸的物種和沒有生命的物種,所有的體味掀起水霧,猶如幽靈般醒來。”

班 宇:這還挺巧,你是第二個說《臺風之夜》的閱讀感受接近于《水中的歌利亞》的。我在寫的時候,完全沒有意識到,但金愛爛的這篇我確實喜歡。在每本書里,她似乎都有一點這樣的意識,要夾著一篇不太一樣的敘述,像是在擺弄自己心愛的玩具。我這篇小說的雛形也脫胎于一次臺風,GQ名利場活動當天,恰逢臺風過境,所以在參加活動時,一直在想著這個濕漉漉的故事。在這樣激烈的天氣環境里,一切如同廢墟,千瘡百孔,只有承受的命運,在某個瞬間里,人們看似面臨著一些選擇,但其實是沒有的。我很迷戀水的意象,浩大而溫柔,也危機重重,美國詩人羅伯特·弗朗西斯的那首《游泳者》對我影響很大,他在里面說:“他用水來保護水,用水來擋開水。/他依靠危險,在危險中休息。淹沒萬物的海/是他在自身和淹沒之間唯一的所有。”我所理解的作家,他的生活方式與寫作這件事情,某一部分是可以分割探討的,卡夫卡也是這樣。他可以去過任何一種生活,占有或者消耗,無可厚非,但在寫作時,他面對的仍是一張白紙,必須調動體內的全部要素,去進行沖擊與想象。這是不太能怠慢的事情。

我總想把真正的困惑拋出去

小說恰好能完美實現這一點

宋阿曼:體內的玄幽只有進入寫作的專注狀態時才會和現實的一切剝離,那時候,人只能憑借自己去面對黑暗與微光,面對全部種類的生活,代入自己跟著人物去過一遍。我知道你之前寫過一段時間的樂評,在我理解,“樂評人”和“作家”的實質是一樣的,感受與表達,最終是要將一部分篩選后的生活審美化。而美本身,又極為個人與模糊。無論是意象的,人物關系的,還是氛圍的,我在你的小說中感受到極為強烈的個人審美。你放逐在小說中的是怎樣一種理想呢?

班 宇:2005年,我剛讀大學,從沈陽來到一座海邊城市,首先迎來的是為期三周的軍訓,我對這種集體活動一貫很抵觸,每日穿著質量極差的迷彩服,在暴曬之下,踢起一陣陣沙土,自己再完整吸入,或者忽然匍匐,假裝大敵當前,實在不知道在演給誰看。除此之外,還要經歷精神上的規訓,思想教育習以為常,但一句一句跟唱那些口號式的歌曲,我就有點張不開口。在此之前,我一直是忠實的搖滾樂迷,整個中學時代,幾乎都在唱片里度過,在那些夜晚,我唯一能想起的是頂樓馬戲團的歌曲《向橘紅色的天空叫喊》,里面唱道:“永遠地在這個時刻,永遠地在這個時刻,一起歌唱,我們永遠地年輕,我們永遠地倔強,我們永遠地純潔,我們永遠地純潔,沒有人能消滅我們,沒有人能消滅我們。”那些晚上,天空也是橘紅色的,被不明之物所映照,那些虛假、脆弱的口號聲沖向天空,又被它所輕易地吞沒,了無痕跡,甚至不能改變任何一朵云的形狀,我躺在寢室的床上,久久不能入眠,我想,這是當時我唯一能夠接受的表述,并非戰斗,而是在這樣的時刻里沉浸。

寫作也是一種沉浸,將一張白紙所展現的開闊,用文字填滿,布置一道近乎于永恒的迷宮,使其漸漸變得狹隘起來,讀者與作者均在其中穿行,開拓新路,也走過重復,尋覓各自的出口。軍訓結束后,我經常通宵上網,打游戲,看小說,也逛一些音樂論壇。隨之,我試著用寫作去解釋我的世界,從音樂評論開始,這個領域比較熟悉,我聽了幾千張唱片,試著去觸碰一些作品的末梢神經,樂此不疲,一直寫了將近10年,做過專題與采訪,寫過現場和無數唱片,直到后來,逐漸醒悟,并不需要用一種語言去解釋另一種,對于許多人來講,這是相當徒勞的事情,世界在變,不管你是否承認,鮑勃·迪倫不是早就在歌里唱過:“瘋狂的人們,陌生的時代;我被緊緊鎖住,排擠在外;我過去很在意,但一切已經面目全非。”

我寫小說的契機就是覺得寫樂評或者其他題材的時候,總覺得表述不太充分,不太夠,總想要在文本里負載更多層次和意義,或者說,總想著把自己真正的困惑拋出去,小說恰好能完美實現這一點,它是一個包容性非常強的問題,也在不斷進化,到現在仍舊沒辦法很好定義,這點讓我覺得有趣,并且放松。

宋阿曼:是否有將作品影視化的想法?

班 宇:我喜歡電影,也不拒絕作品的影視化。但在寫作時,很少去考慮這個事情,完成一篇好的小說,也是很困難的。影像自有其表述,它所需要承載的,不僅僅是一個適合改編的故事。這方面我不專業,憑一己之力也很難完成,所以就等機緣合適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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